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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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極權主義應當被認為是專制主義的一個極端，雖然有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但實質是一致的。按照弗裡德里克和布熱津斯基合著的《極權專政與專制政治》所列舉的極權主義社會的幾個指標，如：以一個獨裁者為首的獨一無二的政黨，精心製作的意識形態，恐怖系統，嚴密的組織，對軍隊的壟斷，國家官僚對整個經濟命脈的操縱等，國民黨統治下的“黨國”是符合標準的。脫胎於中國政治傳統的朕即國家的專制主義，部分接受蘇聯和德國模式，加以經受中國本土的殘酷的政治、軍事鬥爭的訓練，以及大獨裁者蔣介石的個人作用，國民黨形成為一個極權專制的政黨是必然的。由於前期更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來自法國大革命——這是與蘇聯十月革命不同性質的另一個革命系統——的影響，一批###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義而非集權主義者，可以抵消一點黨內的獨裁傾向；此外，軍事割據的現象仍然存在，對於政治大一統的形成，客觀上存在一定的障礙。然而，時間離辛亥愈遠，國民黨愈加暴虐和腐敗，國內自由民主的處境也隨之變得愈壞。當###變得十分嚴重的時候，終於演變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個“頂峰”。

5。魯迅：“一黨專政”的頑強反…

1927年10月，中秋剛過，魯迅偕同助教，他的學生和愛人許廣平一起來到上海。

因為前夫人朱安的關係，北京是肯定無法安住的了，而廣州也早就成了可怖而又可憎的地方，上海可以說是荊天棘地無處容身的情況下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然而，作為一個現代大都會，“清黨”過後，它已然成為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大院，是黨國要人，官僚買辦，特務流氓經常出沒的所在。文人也紛紛南下，連過去的對頭，現代評論派諸公也都陸續來到了這裡。魯迅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已經無法繞開。

不想重返北京，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以他目前的危險思想，顯然沒有資格擔任教席；大學實行的是“黨化教育”，哪怕專一的講授小說史，也已經是非分之想了。況且，既經選定寫作為職業，而這份職業又是與教學相沖突的。恰好這時擔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的舊人蔡元培意欲聘為“特約著述員”，並且答應受聘後仍可自由撰述，他便收受了聘書，決定穩拿政府月薪三百元，再來做罵政府的著作。

時局變化太快。昨日還在革命，今天便成了“反革命”；昨日還是“流寇”，今天卻成了“坐寇”，而且“佔山為王”了。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昨日還可以談談中國的壞話，今天成了“###”，“###”，就不許亂說亂動了。這種變化，對於魯迅這個一貫把中國歷史看作是一種惡性迴圈——“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迴圈，即所謂“一治一亂”的迴圈——的悲觀論者來說，應當不算太突然。即如說他相信進化論，在大屠殺中出現青年告密和殺人的情形，這種“變異”，原本就包含在達爾文的理論裡面；在個人經驗上，高長虹等也已經給了他質疑青年的種種根據，因此也不算得太突然。再說“###”，作為一種政體形式，此前蘇聯一直在實行，歷時將近十年，同樣不能說是突然的。對魯迅來說，感受最突然的，就是國民黨的如此“遊戲”般的殺人；此等殺人，打破了一個合法政權的政治實踐所容許的限度。任何一個國家，包括蘇聯在內，在他看來，充軍，監禁，殺頭，也得先有罪名，不像中國這樣先殺人後定罪，而且是“聚而殲旃”的。關於中國人的當務之急，他早就說過，“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其中即包涵了我們慣稱的基本人權。這些權利，不是任何政權所賜予的，自然也不是任何政權所可剝奪的。魯迅對國民黨“###”的抨擊，首先就集中在殺人上面，因為殺人事件本身便集中了人性、人道和人權的所有問題。他自嘲地稱之為“淺薄的人道主義”，顯然，與當時繞開殺人而談“人權”的胡適一流的自由主義批評家，以及繞開殺人而言“革命”的郭沫若等激進主義批評家，都很不一樣的。

魯迅既然不滿於國民黨的“###”，但是，為什麼對“###”的蘇聯會抱支援和讚頌的態度呢？這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對於蘇聯，侵略過中國的所有的帝國列強，以及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所有反動的政府，無不施加攻擊。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蘇聯是弱小的，孤立的，被壓迫的。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希望獲取蘇聯的軍事援助，一方面又極力詆譭它；在意識形態方面，則是根本對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確實全面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瀕危症候，它的再生能力，作為被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