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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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同樣反對“迎合”，作“大眾的新幫閒”。他承認自己的“多疑”，而且為多疑作過辯護。然而，這絲毫無改於鬥爭的確定不移的目標。準確一點說，魯迅的敵人，都不是迎面而來的，而是來自上層，背後，內部，來自周圍，帶有“圍剿”性質。所以，魯迅的鬥爭也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鬥爭，而是反叛，反抗，突圍。他反叛社會，反叛所在的階級，反叛集體，直至反叛自己。他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每一個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做“醉蝦”的幫手。因此，他不斷地使自己從權力和罪惡中分裂出來，脫離出來，成為相對於權力系統的密集網路的一個活躍的反抗點。

自從為革命的夢境所放逐，魯迅選擇了上海作為鬥爭的最後一道壕塹。從20年代到30年代，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兄弟鬩於牆”，國共兩黨聯合破裂。中央集權制度經過長期鬆弛以後迅速收緊，年輕的民國在一次大清洗中蛻變成為“###”的“黨國”；隨著民族戰爭的臨近，專制與奴役在國家主權的庇護之下進一步合法化。作為反抗者，魯迅加盟了反對政府的爭取自由和人權的各種組織，其中包括左聯。然而，就在這組織內部，產生了新的權勢集團。魯迅從中意外地遭遇了“奴隸總管”，“自有一夥”的壓迫，孤立和打擊。對此，他曾使用“橫站”一詞，表達後來面臨的複雜而艱難的處境。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樣，這時，他寫作的惟是不能進“藝術之宮”——自然也不能進“學術殿堂”——的雜文。僅從魯迅最後十年的雜文所取的材料，形式和風格的演變來看，鬥爭的情勢，顯然要比北京、廈門和廣州時期更為嚴峻而急迫。

這是一場絕望的抗戰。那結果，魯迅不但不曾絲毫動搖黨國，反而成了黨部呈請通緝之人；不但沒有奪過“工頭”的鞭子，“元帥”的軍棍，這樣的人物卻照樣掛帥，照樣“以鳴鞭為惟一業績”，他的幾個較親近的青年朋友，都是給“實際解決”了的。而且，還有不斷糾纏他的文痞、文氓、文探，種子綿綿不絕。魯迅一生傲然獨立，卻是遍體鱗傷，過早地耗盡了體內的全部燃料。鬥爭的無效性，不免使人們又多出另一種折磨，就是——

魯迅的存在，其價值僅僅在於反抗本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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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氓”當道

五四運動過後，政黨政治崛起，勞工運動隨之上漲。在無政府主義以及各種過激主義的灼熱的氣浪裡，共產主義思潮開始蔓延。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3年，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國共兩黨，都是在蘇聯直接派遣顧問，在蘇共的建黨原則的指導和支配下，進行系列的政治活動的。其中之一，便是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成了國民黨內的領軍人物，他迅速拋棄已故領袖的容共政策，決心清除政治上的異己勢力。1927年4月12日，上海方面率先奉命行動，緊急搜捕共產黨人及嫌疑分子，並加殺害。在一個月內，被屠殺的人數多達數千人。4月15日，廣州也出動了大批軍警，對各個機關學校和群眾團體實行血腥清洗。此時，凡國民黨勢力所及之處，都展開了“清黨”運動。純潔黨組織成了獨裁專制的遁詞。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經過黨內的幾次不大不小的摩擦，蔣介石作為孫中山的“接班人”的身份終於得到確認；他成功地利用了###的力量和各派的矛盾，由一人把黨政軍大權統攬起來，並牢牢地掌握手中。

清黨期間，魯迅仍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教職。自從踏足這塊“革命策源地”以後，他對中國的政治地圖有了更深入的瞭解，應當有把握認為，不至於為一時的風雲變幻所迷惑。然而，時局的發展竟大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相當一段時間以來，他對國民黨以及國民革命軍北伐行動是抱有幻想的，雖然一樣承認“革命尚未成功”，甚至發出過有人攀摘革命花果的警告，卻根本不曾想到整個黨和軍隊，會如此快速地掉轉槍頭，對付先前的合作者。政治家的野心，實在遠勝於文學家的想像力。他從來未曾看見這樣殺人的，北京“三·一八”慘案僅殺掉四十餘人，他已經說是“出離憤怒了”，如今何如？他用了“被血嚇得目瞪口呆”的話，形容此時的感受。出於一個人道主義者的道義感，他以辭職表示抗議，然後在一個名叫“白雲樓”的地方蟄伏下來。可是，像他這樣陰鬱易怒的人，是註定做不成現代的隱者的；果然很快地，便接受了官方###門的夏期講演的邀請，破門而出了。其實，稍早一些時候，當他為結集的《野草》寫作題辭的時候，即宣告“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透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