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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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政院。總之，元代的皇后、太后、太子諸王都可以有領地，有丁口，國官與宮官交錯設定，政令分歧，是歷史上所僅見的奇特現象。

元代所設各院，與傳統比較接近的是：太常禮儀院、典瑞院、太史院、太醫院（其所屬有惠民局及醫學提舉司，是有關醫療事業與醫學教育的）。

元末設定的奎章閣及藝文監，專掌書畫鑑定及刊佈圖籍之事，也是前所未有的特設機構。

元代的驛站制度特別發達，因此而特設通政院以管理全國驛站之事，而於各路置脫脫禾孫一官以辨奸偽。

元代官制特點：

第一，除最高機構外，一般中外軍民官署皆在主官之外設一達魯花赤，主要由蒙古人擔任，特別是外官，自總管府以至府、州、縣行政實權皆操在達魯花赤之手。

第二，自仁宗始，開科取士，分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南人為兩榜。雖已稍變初期專用蒙古人擔任要職的做法，但南榜進士最多做到御史臺及六部尚書為止，最高職位仍限於蒙古族人。

第三，事務官及吏員比較充實，其地位也有所提高，例如都事及令史等，往往都有發言任事之權。這是由於蒙古高階官吏對情況不夠熟悉，能力薄弱，不得不假手於這些低階職員。

第四，工藝技術官司之設定十分繁瑣，這是由於元代手工業發達，有匠戶組織的緣故。

宣政院的幾次廢罷：

1、元武宗在位期間（公元1308…1311年），對於藏傳佛教十分尊崇，以致宣政院曾經宣旨：凡俗人指斥詬詈西番僧人者都處之以截手斷舌的酷刑。當時武宗的太子，即其弟弟、後來的仁宗，就加以諫阻。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仁宗在已親政還未即位時，二月下令旨禁止宣政院違制度僧。同月甲寅“罷江南行通政院、行宣政院”。過了半個月，二月丁卯“罷總統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元史·仁宗本紀》）。他即位後，四月丁卯重申罷諸僧司這一命令。此即“除宣政院、功德使司兩個衙門外”，全國各處僧官衙門一律停廢，其印信一律拘收銷燬，凡涉及僧人違法和訴訟案件全由地方官審理。這是仁宗銳意改革庶務中的一項重大措施。其原因是仁宗早年曾居住在懷孟（治今河南沁陽），目睹僧官貪劣腐化的種種作為，他說：“在前我栲栳山（今山西永濟東北栲栳鎮）回來時，至潞州（治上黨，今山西長治市）呵，平陽（路名，大德九年改晉寧，治今山西臨汾）的僧錄，臘月八日就潞州我的陸水寺裡殺羊，喚歹婦女每吃酒；又和尚每告他則潞州里要了玖拾餘錠鈔來。”又認為“乾淨的好和尚每，在寺裡住著唸經，與咱每祝壽也者；不乾淨的歹和尚每要做僧官有。”（18）加以陪伴他出居懷孟、他的師傅李孟等漢人學者的反佛思想對他的這一決策也起了作用。李孟在仁宗嗣立之初，看到“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撓，（李）孟言僧道士既為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罷僧道官，天下稱快”。在取消了行宣政院及其下屬諸路府州縣僧官衙門後，經過七年，到仁宗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九月丁亥“立行宣政院於杭州，設官八員”（《元史·仁宗紀》）復置的原因不明。但仁宗在位期間，鐵木迭兒為相，總領宣政院事，“納江南諸寺賄賂”；楊璉真伽之子暗普任宣政院要職，備受寵信；仁宗及其母都崇信佛教，所以仁宗初年雖欲更張庶務，並非如儒臣所期望那樣，就江南佛教事務作一番徹底改革。此外，我們看到《元史》中記皇慶元年（公元1312年）四月壬午敕：“僧人田除宋之舊有並世祖所賜外，餘悉輸租如制，”《通制條格》卷二九皇慶元年四月十七日中書省奏讀的是同一件事，大意說：當時中書省據江浙行省報告，宣政院官奏免僧道等稅糧得到皇帝皇太后准許。中書省認為這適與一直奉行的政策相違，“省官與宣政院官互相聞奏不一”，請求前此這類聖旨懿旨應予拘收，嗣後頒旨，請依舊例。《元史》又記，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六月乙亥，“詔諭僧俗辨訟，有司及主僧同問，續置土田，如例輸稅。”《元典章》卷三三《和尚頭目》說出頒下這道詔旨的原因，大意是以往革除了一切僧官衙門，如今帝師為首的僧人上奏反映政府叫和尚們交納錢糧、叫寺院供應鋪馬、聽任使臣歇宿，這樣和尚們更加受罪，他們的學經和作法事更受到妨礙。從這兩條史料看來，在徵收稅糧政策上，中書省與宣政院意見分歧，在地方官管理寺院事宜上，帝師替僧人們說話，而皇帝依違其間，諭旨更變無常。在這樣的背景下，延佑五年之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