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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上,才被警察從被鎖的房子裡解救出來。第二天,那些反對安福系的陰謀活動,衝擊了他們密會會場的學生首領,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後,北洋軍閥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決他們犯了執行非法審判罪。

關於這件事,北京《晨報》(劉放園先生所在的報紙)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經刊登過這樣的一條新聞,標題是:

《北大學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前因安福系欲破壞大學,利用許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學秘密開會,商議實行破壞之手段。事為該校幹事會所聞,群起質問,許等佯為悔過,自具悔過書而退。翌日復受人鼓動,遂惱羞成怒,通電各處並訴諸警廳,皆以被打傷為詞,此前數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學生魯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壽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剛剛平息,北洋軍閥政府就又導演出了這樣的醜劇,廣大學生和知識界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一位著名律師劉崇佑挺身而出,自願在法庭審判時當場出庭,為愛國學生作正義的辯護。

這場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導演的,讓幾名被軍閥收買了的走狗充當原告的醜劇,前後只上演了八個小時。

冰心在她所寫的這篇文章《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裡,記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審判廳聽審的情況,以及她當時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實地記述了這場法庭鬥爭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實向社會呼籲,要求公眾主持正義和公道。

殘酷而冷峻的現實,刺痛了這位溫文爾雅的十九歲的女大學生的心。她在法庭裡旁聽的時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慘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滿了感慨抑鬱的感情”。直到返回溫暖的家中之後,她還不能擺脫這場法庭鬥爭給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強烈的震動,一個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裡僱用的張媽,看到她這樣,就問她是怎麼回事,她告訴了張媽,沒想到這位普普通通的鄉下婦女,竟然說出瞭如此明智的話語:“學生打吵,也是常事。為什麼不歸先生判斷,卻去驚動法庭呢!”冰心直覺得這位勞動婦女的智慧和品德,實在比那些製造事端的反動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有時卻要受到強權的壓制。冰心想到這裡,覺得鬱悶而又悲憤。直到她寫下了這一切,才算是吐露出了鬱積的感想和不滿。

除去寫作之外,冰心還參加了女學界聯合會的演劇籌款活動。

有一次,女學界的各個女子大學的演劇隊,到青年會里來排演,協和女大上臺演出的劇目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年輕的冰心也興致勃勃地扮演了一個角色,走上了舞臺。

這時候,臺下的觀眾席裡,坐著一位姑娘——冰心在福州女子師範學校預科讀書時的同學、同鄉,現在已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學系的大學生,也是女學界的活躍分子的王世瑛,她認出了臺上那位小個子的女演員,就是她的老同學謝婉瑩。當幕間休息的時候,冰心“獨自走到樓上去,坐在黑暗裡,憑欄下視,忽然聽見後面有輕輕的腳步,一隻溫暖的手,按著我的肩膀,我回頭一看,一個溫柔的笑臉,”①——於是,這對中間有八九年沒有透過音訊的老同學,這一次,在五四運動的高潮裡,在北京,在女學界聯合會的活動裡,意外地重逢了。

①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

五四運動的浪潮,文化革新運動的浪潮,終於把冰心卷出了狹小的家庭和學校的門檻,使冰心接觸了社會,使這個思想純潔的女青年,漸漸地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社會生活裡,處處都存在著令人窒息的社會問題。她有一顆正直的心,她不能不把她所看到的,聽到的,和她本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筆記錄下來。於是,這位過去一心想作醫生的年輕姑娘,就被時代的浪潮推上了寫作的道路。

可以說,“五四”改變了冰心的志向,改變了冰心以後的職業,也改變了冰心的生活道路。

冰心傳第四章 問題小說

第四章 問題小說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聽到的種種問題,

用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

——冰心:《從“五四”到“四五”》

五四運動,這個奔騰澎湃的運動,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幾年之後回憶的那樣:“五四運動的前後,新思潮空前高漲,新出的報刊雜誌,象雨後春筍一樣,目不暇給。我們都貪婪地爭著買,爭著借,彼此傳閱。其中我最喜歡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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