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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讀的學校——協和女大,也發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當冰心陪著二弟返回家中,安排就緒,然後再到學校一看,情形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了。
協和女大本來是所教會學校,一向與政治運動相距甚遠。過去對於什麼社會問題,政治形勢,思想潮流,等等,一向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然而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教會學校的院牆,似乎再也無法抵擋得住洶湧澎湃的時代潮流了。愛國思想的浪潮,終於也衝進了協和女大的校門。本來象修道院一樣的校園,也變成了集會活動的場所。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之下,她們的愛國熱情也被激發起來了。她們象北京的其他大學生們一樣,也痛恨北洋軍閥政府的腐敗和無能,痛恨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她們密切地注視著時局的發展,積極地參加了社會活動。
為了鎮壓學生運動,在5月4日的當天下午,北洋軍閥政府總理錢能訓,就親自派出了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長泰,讓他們自己出馬,帶領著警察、軍隊、憲兵,來到了趙家樓衚衕。在吳、李當場督戰的情況下,那些本來對學生們的行動保持著一種寬厚的中立態度的普通警察和士兵,也忽然改變了態度,開始在趙家樓衚衕以及東單附近搜捕愛國學生。被捕學生的雙手,被用粗繩子綁縛到身後,稍有不服,就用槍柄、短棍或拳頭打他們,軍警們把這些被捕的學生們關押在偵緝隊的木柵欄裡,有的甚至與刑事罪犯關押在一起。晚上,錢能訓又在他的官邸舉行會議,透過了關於嚴厲鎮壓學生運動、處置被捕學生、封閉北京大學、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等決議。
但是,北洋軍閥政府的這些倒行逆施,反而從反面推進了五四運動浪潮的進一步高漲。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召開了學生代表會,成立了“以盡學生天職謀國家之福利為宗旨”的學生聯合會。接著,北京的女子大學和女校又聯合成立了女學界聯合會。一向平靜的協和女大也組織了自己的學生會,並且參加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過去對教會學校的校規及生活方式安之若素的女大學生們,現在都一反常態,個個表現出了情緒亢奮,緊張異常的模樣。他們一聽見學生會里傳出來什麼最新訊息或緊急訊息,就都立即放下書本,湧出教室,到學生會里打聽訊息,或到走廊上,校園裡,交換意見。這些女青年們都一反過去的溫柔敦厚的女兒態,經常聚集在校園裡,慷慨激昂地議論國家大事,有時甚至面紅耳赤地爭論不休。
冰心當時雖然只是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在協和女大的校園裡算不上是一個骨幹分子,但她卻因為擅長作文,被選作了協和女大自治會的“文書”。既然協和女大的學生會參加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是女學界中活躍的一員,自然而然的,冰心也就成了聯合會宣傳股裡的一名成員。去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聯參加會議的,都是高年級女生,冰心雖然不出去參加會議,卻有許多文字宣傳的工作,需要她做。
她們宣傳的內容很廣泛。比如:為了抵制二十一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從抵制日貨開始。這些年輕的姑娘們,就三五成群地舉著寫有抵制日貨的小旗,向市民和商人發表演說,挨門挨戶地走到商店裡,勸說店家和顧客不要買賣日貨。正是因為這些愛國學生的宣傳,才使得愈來愈多的商人們激發起了民族感情和愛國熱情。到了6月初,發生了北洋軍閥政府大批逮捕學生的事件之後,更多的商人公然地站到了學生運動一邊,用罷市和抵制日貨的行動,來支援學生們的愛國行動。
女大學生們還親手製造出文具、繡花手絹之類的日用品,到街上去出賣,因為這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
為了慰問、援救被捕的同學,冰心和她的女同伴們,還到處去募捐,有時跑到長安街上,有時跑到天安門前,攔住來往的過客或人力車,請求大家慷慨解囊,捐些銅子。
當反動政府公然審訊愛國學生的時候,冰心就與她的同學們一起,組織起一大隊一大隊的人馬,堂而皇之地開進法庭去聽審。
除去上述這些活動之外,這些年輕的女大學生們,也開始用白話文作武器,寫作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文章。想要透過這些文章,來表達自己關心時局、過問國事的一些見解。尤其是作為“文書”和宣傳股成員的冰心,更是寫得起勁。文章一經寫出,就想拿到報刊上去發表。但是,拿到什麼地方去呢?說來,事有湊巧:冰心的一位表兄,名叫劉放園的,當時正在北京《晨報》當編輯。他的年齡比冰心大得多,冰心對他,一直以長輩之禮相待,不大敢與他說話。但是,寫作過宣傳文字的冰心,這時候為了發表自己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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