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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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茨那裡買過債券，但我記得從那天起，不作好充分準備，我決不再去進行商務面談。

大約七年後我與羅伯茨先生重逢。那時候，我已在市值低估的證券領域開拓發展自己的業務，特別是正在清算的公司證券，他們的股票很可能支付比市場價格高得多的紅利。美國捷運公司的股票正是提供這種機會的品種，該公司的最終解散拖延了很長時間，但看起來它肯定能提供利潤。因此我成了該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這與1913年我擔任地位低下的提單核對員時的身份相比真有天壤之別。我到總經理那裡詢問下一次現金髮放的日期和金額，因為我認為快到發放的日子了。羅伯茨先生的變化很大，現在他已是一個乾枯的老人，常常緬懷往事。他堅持要詳細地告訴我，數年前他如何賣掉萊克特街2號的美國捷運大廈，取得了50萬美元現金。他還詳細地敘述了當支票從一個人手裡遞到另一個人手裡時，誰坐在這把椅子上，誰坐在那把椅子上。這個嘮嘮叨叨的老人難道就是1913年夏天在房間裡昂首闊步，而我們在他面前嚇得發抖的小暴君嗎？在華爾街謀生期間，我還會看到許多人和機構發生這樣的變化。同時我還將懂得公司的成長史與公司管理人員的成長史是十分不同的。兩者都會變老，失去優勢，但是許多衰老的企業獲得了新的活力，恢復了青春，而經理一旦老態龍鍾，通常就什麼事也幹不成了。

我還得到過一份輔導軍官孩子——其中有著名的列奧尼德·伍德將軍的一個兒子——的工作。伍德將軍與他的家眷一起住在加文納斯島上。1920年，列奧尼德·伍德成為芝加哥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的主要候選人。他曾得到過多數票，可是後來的選擇和最終的勝利卻意想不到地屬於參議員沃倫·哈定。我與伍德將軍在他雅緻的藏書室裡見過一次面，對他的舉止和談話印象很深。可惜他的孩子遠不如卓越的父親或端莊的母親那麼討人喜歡。

每週四次我坐專門的渡船從南渡口碼頭離開曼哈頓開始旅行。軍官及其客人（包括我在內）在上層艙享受比較奢侈的食宿，而士兵都坐在下層艙的長木凳上。有一天我獨自待在上層艙，感到相當厭煩，就漫步走下樓梯與兩個士兵攀談起來。第二天，米徹姆上校來到我輔導他的兒子的書房，對我說，有人看到我在渡船下層艙與士兵談話。這是絕對違反規定的，我不可再讓這種事情發生。這就是1913年美國陸軍的鐵一般的規矩。

我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份工作，我稱之為“在襯衫硬紙牌上做業務廣告”。最後一個學年的某天，哥倫比亞大學就業辦公室通知我與一位名叫布克曼的先生聯絡，他想把洗衣店插在男式襯衫上的橢圓形紙牌上的廣告位置推銷出去。在與可能願在這紙牌上做廣告的廠商進行聯絡之前，他必須與足夠的願意使用他的紙牌的洗衣店簽訂合同——誘餌是售價從每一千張通常1．40美元降低為1美元。他要我儘可能多地說服當地洗衣店來簽訂合同，每簽訂一份合同，我可獲得15美分。布克曼先生給我用三種顏色套印的很漂亮的有軌電車箭牌衣領廣告作為樣本，這些廣告恰巧與還沒有剪裁過的襯衫紙牌一樣大小。我恭恭敬敬地對洗衣店主說，如果他們與我們簽訂合同，這些就是他們可以獲得的那種硬紙牌，而且可以省下一筆可觀的現金。但是布克曼先生的硬紙牌在最後交貨時卻質量很差，而用黑墨水印的一大堆當地小廣告使它顯得更加糟糕。

也許是由於我的嚴肅認真和天真無邪的熱情贏得了洗衣店主的好感，我訪問過的大多數店主都簽了約。也可能是因為不要求他們付現錢。但並不是全部店主都相信。我訪問的第三家洗衣店是中國人開的，他無動於衷地聽著我的長篇大論，饒有興趣地仔細察看了箭牌衣領硬紙牌，仔細地研究了兩頁合同書，然後遞還給我說：“中國人的洗衣店不用襯衫硬紙牌。”

過了一陣子，布克曼先生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去。在推銷合同方面我已幹得如此出色，所以他要派給我一個更加重要的任務，一個賺大錢的機會。現在我得尋找潛在的做廣告者，使他們簽約使用我們的襯衫硬紙牌上的廣告版面。我首先與第125號街上相當大的零售商店布魯姆斯坦恩（Blumstein‘s）聯絡。費了些周折，我才走進年輕的布魯姆斯坦恩的辦公室，他是負責做廣告事務的。我還沒有來得及宣傳，他就厲聲打斷我：“不感興趣！”我徑自說下去，他重複說：“不感興趣！滾開！”我想我該說幾句抗辯的話，可是他說：“你滾不滾開？難道要我讓人把你擲出去嗎？”我只好走出去了。我的熱情逐漸降低，我聯絡了名單上其他幾家商店，結果都未成功。第二天我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