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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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緝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們的座上客。這些客人們在

我們那裡，常可以無拘束的議論黨事，發發牢騷，也有過一些人譏諷瞿秋白的“反機會主義”、

“盲動”、“亂髮命令”、“任意懲罰”等等，與我的議論互相唱和。這一切自然為瞿秋白所厭

惡。

十二月下旬，當廣州暴動失敗的慘痛情況完全判明以後，我曾向瞿秋白進言，要求他改

變政策。我向他指出現在再不是繼續暴動的時候，應該保全剩餘的實力。中央應通令各地組

織，不可任意暴動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險行為。在農村中應著重秘密組織農民，准許

農民武裝，集結在偏遠地區，休養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嚴緊自己的組織，整理

黨的支部。在工人學生等群眾中，注重組織秘密地下小組。只有留下這些資本，才可以再圖

大舉，來一次成功的暴動。

我的主張與中央的現行政策固然大相逕庭，但瞿秋白也說不出充分的理由來加以否定。

同時，中央的負責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項英也鑑於損失的慘痛，不願一味盲動。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認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接受八七會議和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決定，並在根本贊成

暴動政策的條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補充性質的意見，並參加一部份實際工作。而這種苛

刻的約束，又是我所不願意接受的。因此，我們無法獲得諒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與瞿秋白有過一次攤牌性的談話。瞿秋白向我堅決表示，無

論各地同志犧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堅持暴動政策，反對所謂盲動的誣衊。我則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這種斷送中共命脈的暴動政策，我將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來挽救目前的危機。瞿秋白

聽了我的話，就氣忿的走了。我這種意圖雖因種種因素沒有實現，後來，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會中，霍秋白曾聲稱他雖然犯了錯誤，但沒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的意圖；就是指我這段

話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間，除了政策問題各有所見而外，當時我們處境危險，見面的機會

愈來愈少，這就使我們更形隔閡了。

當時，我們共產主義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險；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經過法律

手續，就可被秘密處決的。楊虎陳群這兩個劊子手，在上海就嚴格執行“對共產黨寧可錯殺

一千，不可放走一個”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誠惶誠恐，怕染到一絲一毫紅色的嫌疑。

而我們的寓所，發生過許白昊突然不見，王一知哭哭啼啼而來等類事件，而且來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東的詫異。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開頭幾天，劉少奇太太何葆貞自殺未遂事件，使我們這些同住者陷

於窘境。在劉少奇王一知都沒有結婚以前，他們原是好朋友。王一知這次在廣州喪失了張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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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雷是悲痛愈恆的；她來到上海恰恰又與劉少奇夫婦朝夕相處，劉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勸

慰她，這就引起了何葆貞的妒意。何葆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時我們大家遭受不斷的打擊，

前途茫茫，這也許增加了她的悲觀情緒。她乘劉少奇不在身邊的時候、竟閉門服毒自殺，為

女工發現；對少奇冒著極大危險，立即將她送往一個私立醫院去救治。不幾天，何葆貞安然

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這件事發生後，王一知立即遷走了，劉少奇也就避重就輕的向醫院負

責人及房東等承認是並不嚴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們不要向外宣洩；這樣，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問。

我早就認為中央對劉少奇這樣重要的幹部，閒置在招待所裡是要不得的，現在何葆貞又

有這樣意外的舉動，非從速遷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要求他從速分派劉

少奇夫婦的工作，併為我們佈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維漢對我態度一向還算友善，對我們的處

境也甚關切。當我再度去找他具體解決這件事的時候（約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將近舊曆年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