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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強承擔下來;但也利用當局向他們要錢的機會,將他們的怨氣,
向工會方面發洩。
引起工商業老闆們最大反感的是工會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動。在勞資爭議中,工人方面常
採取加強壓力的辦法,強迫資方接受他們的條件,有時也發生一些侮辱資方的事件。在資方
不遵守勞資協議或有某種破壞工會的行動時,工人方面常予以反擊;有時會發生拘捕資方人
員,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資方看來,工人糾察隊的這些活動,是不可饒恕的⑧。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們不遵守勞動紀律,工會的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妨礙了自身在工廠內應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員在工作時間內,工作不力和不遵從資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動了武漢市,“實行共產”的謠言在各處廣泛流傳;“反共”的聲浪也跟著抬
頭。當時威金斯基曾根據這種情況,在《嚮導》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嚴懲反革命。事實
上這種主張是當時所不能實行的。主要是國民革命的內容太過複雜了。當權的軍人實力派,
事實上有求於工商界老闆;他們甚至包庇反革命,那裡說得上甚麼懲辦。中共卻陷於一種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顧全大局,要爭取北伐的勝利,不能僅顧著自己的政綱;又要維護工人階
級的利益,不願使自己成為約束工人行動的工具。左右兩難,顧此失彼。如果真要嚴懲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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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說的提出“建立蘇維埃”的口號,並在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陣營中,
來一個共產革命;但這又是共產國際所不允許的。
如果我們對當時國民革命的對外關係以及內部混亂的情形稍加說明,便更易於看出若干
癥結所在。
國民革命的民族陣線是以對付帝國主義為大前題;帝國主義的勢力確構成國民革命的最
大障礙。湖北全省雖大致已為北伐軍所佔領,但帝國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武漢江面上,經
常停泊著成群的外國軍艦;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十六艘。兵艦的炮口,指向武漢的中心區。
兵艦上的水兵,以租界為據點,或明或暗的在戒備著。此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無論
在政治、經濟,和製造輿論上,都有雄厚的實力;使我們常覺得有一隻強勁的手,在阻擋著
我們的前進。
一般革命人士以現實策略著眼,都覺得北伐戰爭是以分別解決反動軍閥為主題。他們贊
成進行各種各樣的反帝國主義的宣傳,但極圖避免與帝國主義者發生過早的衝突;因而不願
有侵犯外人生命財產等事件發生,以免外人藉口干涉。但在群情憤激之下,需要冷靜的頭腦,
耐心的解釋,才能防患於未然。不少工人對租界或個別外人有報復的行動,中共負責人員常
向工人群眾解釋。我們指出帝國主義是要反對的,但現在外國軍艦的炮口正指著我們,不難
於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毀滅我們這個革命中心。而我方軍事勢力還不夠雄厚,工人的組織
還未健全,廣大的農民也尚未發動,因而此時決不可輕舉妄動,而自陷困境。
至於革命內部的領導,簡直可以說是一片混亂。眾多的機構和一般要人們,除了忙於集
會演說以外,做起事來,總是同床異夢,左右掣肘。他們中有各軍之爭;有軍權黨權之爭;
有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而且農民與地主之爭也正在方興未艾,其政
治重要性與日俱漲。
總司令的職權超越一切,也日漸為人所不滿。一些有實力的軍事領袖們,站在他們本身
的立場,暗中實行對抗。各省當局都是以總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復以後,我本人便
被蔣氏指派為江西省政治會議和省政府的委員(我因武漢的職務,從未去就職)。他的命令是
包羅一切的,不管怎樣細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無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漢方面,反映總
司令職權的鄧演達,在這一點上也有類似的作風。
軍權超越了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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