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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
我聽見他們的爭執覺得好笑,但沒有出面干涉。接著我的通訊連連長向我報告這件事的
經過,認為一方面軍的戰士確是子彈太少了,因而他提議由這一班通訊兵抽出兩百發短槍子
彈,送給中央的衛士們,以免引起誤會。我覺得這個連長很識大體,欣然表示贊成,他也就
照這樣做了。這件事秦邦憲知道了,他沒作任何的表示,也許他認為這是無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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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飯後,秦邦憲找我談軍中政治工作的問題。他雖然做過三年中央的書記,也遭受過遵義
會議的貶斥,看來歷練似仍不多,說話直率倒是他可愛之處。他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小夥子,
喜歡玩弄小聰明,仍不改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種“二十八宿”的神氣。他說起話來,滿
口這個同志那個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氣味,我則多少保有點中國的傳統風格,稱呼各
個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習慣,如對毛澤東只稱他的別號“潤之”,對朱德稱“玉
階”,有時,還在他們的別號下加上個“兄”字,或者“老兄”。這使秦邦憲有些不順耳,他
撇開正題,質問我:“想不到你還喜歡稱兄道弟?”他並且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閥的習慣,與中
共布林什維克的意思極不相稱。
我聽了他這種小題大做的質問,有點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學生一樣向他解釋一番。
我指出稱兄道弟是中國民間表示友愛的傳統,與國民黨軍閥作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種稱
號表現彼此間的平等關係和親切友愛,其意義與“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稱兄道
弟。國民黨軍閥雖然也稱兄道弟,但那裡有甚麼真正的兄弟之義。
秦邦憲這一箭落空之後,接著又來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軍隊中改正了官長與士兵間的
階級觀念,而代之以同志的親切關係。如軍師團長改稱指揮員,火伕馬伕改稱炊事員飼養員
等,而四方面軍卻仍援用軍閥時代的老名稱,有所謂“軍長”“師長”乃至勤務兵,火伕馬伕
等,特別是“勤務兵”的稱呼會使他們有“馬弁”的感覺,馬伕的稱呼會使他們感覺自己所
做的是賤役,他質問我:“難道援用這些就的名稱,不會保留舊有的軍閥觀念嗎?”
我繼續解釋,沿用舊名稱不一定就是保留舊觀念,如果他詳細去考察一下四方面軍的內
情,就會發現官兵之間是充滿了同志友愛的。拿一個團部為例,團長團政治委員和他們的勤
務兵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們一道睡覺吃飯,彼此互稱小名渾名,說話談笑毫無拘束,
這些情形在軍閥的軍隊中是不可能有的。我們決不能因為四方面軍仍援用舊有軍隊的名稱,
就認為它是保有舊傳統。何況我們並未接到中央有關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們自己根
據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稱,那可能與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們在懋功相會,作為
政治部主任的秦邦憲,便會以為四方面軍妄立名目,跡近造反了。
秦邦憲自認“布林什維克”只他一家,那裡還會有第二家分號。他以為四方面軍長期脫
離中共中央的領導,自然缺乏布林什維克的氣味,也自然是軍閥了。他繼續挑戰,指斥四方
面軍的官長對士兵,仍採打罵手段,這就是軍閥統治的象徵,他曾看見四方面軍的一個連長,
高聲怒斥他屬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認為四方面軍官兵之間缺乏統治的友愛,官長對士兵缺
乏說服教育的精神,所實行的自然是軍閥統治。
我對他這種誣斥四方面軍的說法,表示抗議。我指出四方面軍官兵,彼此充滿友愛和民
主的精神,各連官兵不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對於連內生活常常開會討論,他們的
意見,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官長愛護士兵已經蔚成一種風氣,優待新兵,救助傷病兵等,
都做得無微不至。我還舉出一個事實來證明這一點:楊虎城部的一位代表,從漢中翻過巴山
到通江來,經過我們在巴山的前哨連,目擊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連長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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