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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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則只穿棉襖褲，認為這是紅軍與軍閥軍隊最大的不同之點。

我也承認四方面軍中仍有打罵現象，但這是個別的，並不是普遍的現象，更不能因此就

認為是軍閥式的統治。我指出紅四方面軍的打罵事件，在鄂豫皖時很少發生，到川北後有些

增加，這與新兵太多和強迫戒菸等事有關。我也說到一方面軍中也還有個別的打罵現象，但

我絕不因此就說一方面軍是軍閥統治。

我勸告秦邦憲不要有這些誤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閡，並建議他提出建設性的工作計

劃，決定積極奮鬥的目標，增進兩軍同志間的諒解，糾正兩軍中的一些缺點。我著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圖根據這個或那個理由，指責四方面軍是軍閥主義，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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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惜秦邦憲沒有接受我的意見，後來就在這些問題上，形成了一、四兩方面軍的對立。

接著張聞天又來了，繼續我們午間未了的談話。我們談起黨的工作情況，我照實告訴他

一些四方面軍中黨的工作的實情，他卻不願多談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遷到瑞金以後的演變，

僅向我說遵義會議以後，中共中央沒有甚麼不同的意見，從那時起，中共中央主要考慮的都

是軍事行動問題，大家都推重毛澤東主持其事，這次兩軍會合軍事行動的命令又已發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

我則總括了到達撫邊以後所經歷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見。我首先說到蘇維埃和紅

軍所受的挫折，不能都歸咎於敵人飛機和大炮的厲害，這樣認定的必然結論，將是中共命運

註定了要失敗。我問他為何不從政治上去尋求原因，例如蘇維埃運動的政策是否正確等。我

說根據我的經驗，蘇維埃和分配土地並沒有能發動廣大群眾，倒是紅軍軍事力量的壯大和廢

除苛捐雜稅等口號，卻能轟動一時。我問他有甚麼理由肯定蘇維埃政策一定正確，肯定西北

聯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確。

我繼續指出，由於我們的政治觀念僵化了，軍事觀念也就隨之僵化。我們死守著一個公

式，認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和一切作為是正確的，無可懷疑的，只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

我們打不過，因而要避戰，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區。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這樣瞭解，他們

會問在北川和茂縣地區，我們有打擊川軍的機會，為甚麼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結到毛兒蓋，

又往那裡前進？

我問張聞天，為甚麼我們不從政治上去尋求解救的方法？難道政治方面就沒有增強我們

力量的步驟了嗎？一九三二年我們到川北的時候，覺得我們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們補救

的辦法不是絕對避戰，而是提出入川綱領、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辦法，不久以前我們又提出

爭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據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的主張。我著重的指出，採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讓步的步驟，如對少數民族寬大和強調抗日等問題，在原則上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應

該切實執行。就因為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蘇維埃這個左的軀殼，實際執行的卻是軍事上

極右的退卻路線。這樣，中央的多數同志自然就會覺得我的意見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張國燾

是機會主義者，紅四方面軍是軍閥，甚至入川綱領、甚至西北聯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們所謂的“小問題”，即無論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會發生蘇維埃旗幟

是否適宜和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

我再三強調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只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

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兩方面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

情況，擺脫既定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還不算太晚。

張聞天聽了我這些話，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說政治問題須俟軍事情況稍有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