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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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的表現，曾徑函陳獨秀，對他加以推崇，歡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義。

這樣陳先生才正式加入了託派，陳先生當時雖有不少的追隨者，但因託派那些左傾空談家，

並非實際行動的能手，他們之間還分成許多小的派系，即以陳先生的聲望，也未能挽回託派

的頹勢，所以他們在中國終於沒有甚麼成就。

李立三順利的解決了“陳獨秀的反黨事件”，似乎更為意氣風發了。但他與共產國際駐中

國代表之間的交惡，也隨著展開。一九二九年夏季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是德籍兩個著名

的右傾調和派領袖愛維爾特和黑克爾特，他們因反對德共書記泰爾曼的領導，被共產國際判

為右傾調和派，不準再預聞德共的事。

蔡和森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鑑於李立三依然流露出盲動色彩，企圖暗中予以糾正，便

選派了兩個右傾調和派做駐中國代表，以約束李立三的蠻幹作風。此外共產國際這樣做，也

許有更多的苦衷，他們兩人在德國和國際上都有相當聲望，沒有犯過甚麼嚴重錯誤，卻已遭

受打擊，似不能不予以撫慰。而且在任意鬥爭和任意懲罰的作風之下，有的已經倒下去了，

共產國際不無才難之嘆，於是戴罪立功的辦法，乃成為必要了。

但這樣做的結果，又種下了另一糾紛的禍根，共產國際派他們兩人到中國去的時候，曾

授予全權，設法糾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時，共產國際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說明這兩人在德

國問題上是右傾調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與他們兩人和諧合作。這又給李立三一種暗示，

即這兩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產國際。當這兩位代表與李立三發生意見參差的時候，李立三就

憑藉共產國際這個通知，不重視他們兩人的意見，甚至斥他們為右傾，不能代表共產國際。

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顯然危機四伏，除了李立三的態度以外，我和瞿秋白在中大清黨

中，又被視為製造分裂的人物。共產國際寄望於周恩來，認為李立三不過是放大炮的能手，

周恩來卻握有實權，能左右李立三的動向。因而邀請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機宜。

周恩來於一九三〇年四月間來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黨事件結束以後），共產國際對他優

握有加，斯大林更是賞識他，認為他一向主管軍事和情報工作，成績裴然，他的能幹和政治

手腕都難能可貴。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周恩來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

說，受到會眾熱烈的歡呼。這不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國共產黨代

表，也很少受到過這種榮譽。

周恩來的莫斯科之行，收穫甚為可觀。他一方面與米夫相處得很好，並表示歡迎他去中

國指導中共工作，陳紹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經由周恩來接洽，派回中國工作。另一方

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鄧中夏、餘飛等所受到的委屈，幫助他們解決回國工作問題。我那時正

忙於學習，表示仍願留莫斯科，他對我也表示相當的好感。這些都表現周恩來的應付才幹，

而為共產國際首腦們所傾服。

共產國際所期望於他的，是他能糾正李立三的偏差，擔負起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責任。

他也從未表示半分躊躇的態度，使共產國際信任他確是遊刃有餘。誰知後來，他回到中國以

後，仍不以第一首腦自居，也許這就是他特別聰明的地方。他仍舊一貫的推重於李立三和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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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秋白，不僅不糾正他們的偏差，有時還附和他們，使共產國際的期望又落了空。

國民黨政權的不安定，也助長了“立三路線”的發展，國民黨黨內軍閥的戰爭連續不斷。

南京政權統一全國之後，一九二九年三月爆發了蔣介石與桂系的戰爭；九月有張發奎反南京

的戰爭；十月有蔣馮的戰爭；十二月又有石友三與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戰爭；一九三〇年春，

蔣馮之戰又發展為蔣與馮閻之戰；這一幕一幕的戰爭，相因的又產生了工商業的不振，人民

負擔的加重，工農的痛苦加深，饑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