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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項英出去活動了。我則仍留在他那裡,等候訊息。不久,項英回來很高興
的告訴我:“何家興和賀芝華已被解決了,今早顧順章指揮幾個行動人員,到他們的寓所去,
他們尚在睡覺。行動人員掏出手槍,逼他們將名單交出。名單到手之後,就在門外的爆竹聲
中,將這兩個叛徒槍斃了;行動人員也安然脫逃了。”項英認為名單既已奪回,叛徒又已槍斃
(其實後來證明賀芝華只受重傷,經捕房送醫院治癒,不過她沒了名單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鄉下去了)。捕房大概不會有名單的副本,現在危險性自然較少;但也不能就斷言不會再
被牽連,所以仍主張我還是照原定計劃搬家。
我遷居之後,便與中共中央斷絕了直接的聯絡。我搬到垃圾橋附近一箇舊式的弄堂裡。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兒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幾個月不回來。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養病為藉口,住在她的樓上,彼此相處得十分和諧。沒有一箇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沒有信札或檔案送到這裡。同時,其他同志們也多搬家了,我也無法去與他們聯
絡。這段時間,除項英以外,只有老友鄧中夏後來知道我的地址,間或來看過我。
在這段時間,我與陳獨秀先生的接觸,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節目。他沒有參加八七
會議,由漢口潛返上海,渡著極度秘密的隱居生活,也沒有受到甚麼風沈的牽連。在廣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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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動失敗以後,我們覺得有交換意見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聯絡人引導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華洋交界的一個弄堂裡,他之所以選擇這裡居住,大概就是由於這是個兩不管的
區域。
我們小別重逢,彼此心情都相當沉重。我曾對他的兩個兒子的被殺害(曾任廣東區委書
記的陳延年和曾任北方區委書記的陳喬年在四一二清黨後,先後在上海遇害),婉詞表示悼唁。
我們談到許多同志們,尤其是李大釗、趙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噓良久。我們旋即避開
追憶令人傷感的往事,轉而檢討目前的政局。
隱居中的陳獨秀先生,對於時局的演變是時刻關注著的,他談到寧漢合流的經過;蔣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別委員會成立所引起的爭執,討伐唐生智戰爭的發生
以及汪精衛等所發動的護黨運動等等。這些國民黨內部紛爭的內幕,他都瞭如指掌。我們約
定經常接觸,檢討時局,大致每兩個星期晤面一次。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須一清早就到他
那裡去,在他那裡消磨一個整天,直到黃昏的時候,才便於離去,以免進出為警探或他人所
發現。在孤獨生活中的陳先生,對於我的造訪,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預先準備一切。
在我們以後若干次的談話中,只有項英曾偶爾偷閒來參加過。由於我們這樣經常接觸,就被
瞿秋白指為黨內機會主義的反對派。
我們的談話漸漸涉及黨內問題。我們彼此間原有些芥蒂,這點我在前面都說過,我不滿
他在武漢末期採取消極的態度,他對此表示遺憾,但覺得即使他沒有這個過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會議的決議有所改變。他誤信我阻止南昌暴動是我個人的主意,並認為是不應該的。我
告訴他我主張南昌暴動,但為了遵守紀律,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經過。
他這才明白這件事的原委,確認十一月間中共擴大會議處罰我的決議是顛倒黑白的。由於彼
此瞭解了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們間的隔閡就大致掃除了。
陳先生曾對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蔣介石返回南京復任總司令職的事大發議論。
他覺得南京政府並不因蔣介石的復職能有顯著的改善,國民黨內部各派及各軍將領之爭,仍
將繼續不已。這個政權與列強的關係,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蒐括錢財,縱容流氓特務橫
行,殘暴清鄉,欺壓農民,並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會。他的結論是如果中共有領導群眾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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