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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正確策略,會有翻身的機會。
他之反對瞿秋白的暴動政策,與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認為這種兒戲暴動的行為,不合於
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也違反列寧關於暴動的遺訓;而且事實上每次暴動都遭受嚴重的失敗。
他曾屢次向中央進言,改變暴動政策⑾,但無效果。現在,他極願與我共同糾正瞿秋白中央
的錯誤。
我則指出我們以往一切對中央的勸告,都被當作機會主義的見解,遭受拒絕了。我慎重
建議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拋棄以往糾紛以及開展以後的光輝前途,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
黨;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動,是以共產國際的指示為護符的;羅明
那滋等共產國際代表,不懂中國情況,任意胡鬧,是禍害的根源。如果命名為“工農黨”的
新組織,不再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而只是國際主義下的友黨,一切取決於黨內多數,也許可
以減少一些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進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陳先生對我的建議大感興趣,認為是合情合理的改變黨內現狀的要圖,但他似在遭受這
許多打擊之後,已無足夠的勇氣來負擔這個艱鉅任務,因而他提出了實行起來會遭遇許多困
難的話。首先是共產國際不會平心靜氣的考慮這個建議,反會予我們以無情的打擊。同時西
歐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不重視東方問題,自不會予我們以有力的支援。再就內部
狀況來說,即使多數同志同意我們的見解,經費問題也是難於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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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機構因羅覺的被捕,陷於混亂的時候,陳先生向我表示:現在看來
中央機構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佈置,各地組織又大多損毀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動,
事實上已無力再盲動了。組織工農黨的事可以暫時擱置一下,作為我們的最後步驟。現在或
許有旁的辦法來改變這個現狀。這樣,我曾向瞿秋白提過一次的另組工農黨的事,就因陳先
生的慎重,而作罷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軍藉口護僑,屠殺濟南民眾數千人並慘殺外交特派員蔡公時慘
案發生,這又激起了全國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對此態度冷淡,認為中共的任務是實行暴
動,反對南京的國民黨政權。日軍的行動似只是打擊國民黨的,如果中共捲入這個反日運動
中去,無異是幫了蔣介石的忙。這種荒謬的看法,曾使我們為之大譁。我和陳先生主張應積
極領導這個反日運動,既可暴露蔣介石對外的妥協面目,更可以爭取群眾,如果我們不參加
這種反帝運動,簡直是罪惡。在這個問題上,上海的多數同志,在項英的影響之下(羅覺被
捕後,項英接任上海區委書記),支援我們的見解。
五月中旬,鄧中夏來看我,告訴我現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於六月間在莫斯
科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檢討中央現行政策,並謀求黨內團結。我和陳獨秀、蔡和森、羅章
龍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產國際直接邀請出席,中央特要他來正式通知我。如果我決定去,
現在就要辦理旅行手續了。鄧中夏那時也不滿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過不如我們的激烈,
他也知道黨內危機是很嚴重的,因此,他向我懇切的說到他不願見黨的分裂,勸我接受這個
邀請。
接著,項英也來看我,告訴我黨內的一些近況。他說到羅明那滋和魯易門早已被調回莫
斯科去了,據說曾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共產國際最近有指示給中共中央,不贊成隨便暴動。
我們的反對意見,也陸續由中央報告到共產國際去了。共產國際以鑑於黨內危機嚴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請我們五人去出席大會。他認為中共的命運可能因此而獲得轉機,反
對中央的直接行動,似已無必要了。
蔡和森、羅章龍這些同志,我已好久沒見著了,也不知道他們的地址和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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