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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中
央政治局的會議上,鮑羅庭已不肯貿然有所主張,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鮑羅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漢到廬山去了。他們這次的行動,我事先不知
道;他們似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鮑的寓所,見著鐵羅裡,才知道鮑羅庭
和瞿秋白已經走了。這時鐵羅里正為鮑羅庭收拾各種檔案,結束這個顧問辦事處。鐵羅裡原
是我很熟識的,他一直任總政治部鄧演達的顧問,也是鮑羅庭和加侖將軍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緊急時期,他能為鮑羅庭料理未了事務。
鐵羅裡是個富有文人氣質的軍人,這時也顯得有些意亂心煩,六神無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說到他個人的看法,他主張現在應該擁護鄧演達做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公開反對出賣革
命的汪精衛。我告以我已好幾天沒見著鄧演達了,據說他要離開武漢;因此,我覺得他此時
似不會挺身出來硬幹。我還說明從策略角度來看,我們正在轉入地下,能影響第四軍的,已
不是鄧演達,而是汪精衛;如果我們立即公開反汪,不僅我們的安全有問題,在第四軍中的
中共黨員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擊。
鐵羅裡聽了我們的話,很不耐煩,竟質問我:“你還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只得向他
解釋:鄧演達是我們公認的一個有作為的左派人物,汪精衛也是我們所共同唾棄的。現在的
問題是奮鬥的步驟,換句話說,是中共獨立的幹,還是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來乾的問題。
但無論環境如何險惡,鄧演達願不願出面硬幹,有沒有國民黨左派人物和我們一同奮鬥,中
共總是要繼續奮鬥的。鐵羅裡這才沒有話說了。但他的這種表示對我當時的情緒,確是相當
重大的刺激。我在設想:我們已往這一段披荊斬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觀和
客觀的因素,而致失敗;難道領導我們的莫斯科,會將這一失敗的責任,一古腦兒套在我們
的頭上嗎?我有些悵惘!
鮑羅庭的匆促離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響武漢的政局,要去辦理返國的各種手續;似也
是有意避開國共分家的風潮。與鮑關係最密切的瞿秋白,是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養,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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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同前往廬山。但人們總覺得他在緊急關頭,不辭而去,不免有逃避責任之嫌。後來事實證明,
他主要是與鮑羅庭計議今後中共領導的改組問題。
鮑羅庭在魯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後,對莫斯科的指示特別顯得奉命唯謹。他在這一段時
間裡,聯絡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企圖形成新的左派,來阻擋汪精衛等的分共行為。
他也明知這時要鄧演達等取汪精衛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許不惜再
來一次冒險,所以他聯絡宋鄧陳等的目的還是偏於消極性的。他顯得心情苦悶,沒有已往放
言高論的豪氣。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關係一時中斷了。
七月十四日,陳獨秀先生也在一個秘密寓所躲藏起來,不再露面了。我和鐵羅裡分手以
後,曾去看陳先生,也已找不著了。他的秘書任同志(恕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告訴我,陳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聯絡。這種曲終人散的景況,使我難過萬分。我曾憤慨的說:
“難道中共就這樣散夥了嗎?我是絕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陳獨秀先生曾有一封簡單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無法繼續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書記職務⑩。據任同志告訴我,陳先生認為國共分裂已使國民革命完蛋;共產國際一直
不準中共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他個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辭職,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繼續奮鬥下去。我曾託任同志轉告陳先生,在這危急關頭,他採取消極態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們覺得陳先生這種行動,無異是臨陣脫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們討論發表那個十一點宣告的時候,陳先生即提出了中共黨員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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