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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鮑羅庭曾表示他個人非常贊成,但恐共產國際不會允許。瞿秋白根據鮑
的這種看法,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⑾。因此,陳先生的主張,雖能代
表我和多數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貫徹。
中共自動退出國民黨,應採何種方針,從未詳加討論。陳先生所提退出國民黨的主張,
並非與托洛斯基一樣論調,要中共徑行組織蘇維埃;也不等於說退出國民黨,就是退出國民
革命。那個時候,也沒有改採黨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鑑於國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驟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動的地步,不致完全聽人宰割。
從陳先生當時及以後的一些表示看來,在七月十三日前後,他的苦惱已達頂點⑿。他鑑
於國民黨那些所謂左傾的軍政領袖,一個接一個的反起共來;工農群眾和同志們大批的被殺
害了;中共內部意見的分歧,愈演愈烈;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以期集中
國民革命力量這一錯誤政策所釀成。現在中共在忍受許多屈辱以後,除了發表一個宣言洩洩
積憤以外,並無實際辦法來挽救被摧殘的厄運。這無疑的使他覺得中國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難於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個人只有出之於讓賢的一途了。
當陳獨秀、瞿秋白、鮑羅庭等幾乎同時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的時候,我覺得責無旁貸的
應該支撐這個危局。我召集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舉行政治局會議。我沉痛的宣
稱:在此生死關頭,讓那些不能支撐的人們去休息一下;我們應當繼續奮鬥;即使共產國際
沒有代表參加我們的會議,或者不再理會我們,我們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獨立幹下去。我的
這些話激起了所有參加者的同感。我們立即決定:中央政治局暫時移到武昌辦公,因為武昌
是左傾的第四軍的防地,辦理緊急疏散。當時我們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級組織加速轉入地下,
加緊黨員的撤離工作,將群集在武漢的同志們分別派到各地去,掌握工農力量,準備對抗國
民黨的反動壓迫。
當時武漢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會議以後,蔣介石一面經由馮玉祥向武漢施壓力,一
面從南京調集部隊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決武漢的姿態。汪精衛面對這種形勢,除了銳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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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共以外,又為了維護自身在國民黨內的法統地位,乃高唱東征討蔣。因此,武漢的軍隊向長
江下游移動,第四軍(包括葉挺部)任討蔣軍的江右軍,正向南昌集中。武漢各軍執行汪精
衛所標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寬嚴不一的。唐生智部屬多用殘酷手段反共,第三軍朱培德
實行“歡送共產黨員出境”,第二六兩軍表示不危害中共黨員的安全,至於第四軍則有保護中
共黨員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漢分共,使國共兩黨內部發生更顯著的分化。汪精衛企圖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調子來發揮分化中共的作用。國民黨左派多與汪精衛同調,他們利用平日與中共
黨員的友誼關係,極力勸誘中共黨員脫離中共,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左派中也有少數人
覺得拋棄總理遺教,實行分共,究竟是不利於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極失望,其中甚至有願意
以個人身份仍與中共繼續合作革命者。至於中共方面,中央的領導既已動搖,於是有些竟員
就顯得惶惶無主,有消極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國民黨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經過鍛鍊的。多數黨員,尤其是黨中的骨幹分子,不會在壓力之下低頭。
他們鄙視汪精衛的行徑,斥之為出賣革命的偽君子。他們早己不滿共產國際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無能,他們是真誠的革命者,以能為國民革命賣過一番氣力而自傲,也為吃力不
討好而自傷。他們並沒有氣餒,不少的人還要求不計成敗,必須硬幹一番。我和周恩來等當
時之所以能夠在組織業已支離破碎之際,置安危成敗於度外,繼續奮鬥,維持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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