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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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希望廣東政府能從此開啟一個新局面。我們中少數知道內情的人，有的和加侖一樣主張

要建立一種妥善的政治軍事制度，不要以某個人或某一系派為中心，以防患於未然；多數則

支援鮑羅庭，認為黃埔勢力已頗具基礎，不會中途變質，而且如不培養黃埔勢力，一切將成

空談。

我曾為這些事和鮑羅庭多次商談，所涉及的有兩個主要問題：一是調整廣東的領導關係

問題；二是解決楊劉以後國民政府的改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鮑羅庭主張中共中央遷來廣州。他素來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眾運動

的，因而他認為中共中央應集中力量，注重廣東的工作。再則他似覺得中共廣東區委會並不

是可以與之討論政策的對手，一切機密的政治問題，他只願與中共中央的少數人商談。根據

這些觀點，他曾向我談論廣東的重要性及其可以樂觀的前途；用意即在證明中共中央搬到廣

州以後，即使放鬆了其在各省的領導，也是不足為慮的。

我曾告訴鮑羅庭，中共中央是不會搬來廣州的；因為我們認為廣東以外各省的工作，也

很重要；即以廣東的發展而論，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這正是中共所應努力爭取的。

再則中共中央不願與國民黨中央設立在同一地點，以避免增加領導上的磨擦。

根據中共中央暫時不可能搬來廣州的這一事實，我建議鮑羅庭應與中共廣東區委會建立

一種共同領導的制度。其內容是鮑羅庭與廣東區委會主要委員陳延年、譚平山、周恩來等經

常舉行決策性的會議，並由廣東區委會將這個會議決定的事項，報告中共中央。我認為這樣

做可以使廣東區委會獲得全盤領導的經驗，在複雜的廣東局勢中，形成一個領導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鮑羅庭以及廣東區委會之間的隔閡。

中共廣東區委會陳延年等是贊成我的主張的。陳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鮑公館，

才能獲得一鱗半爪的政治訊息，又不好不尊重鮑顧問的指示，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難。

中共中央方面常覺得他們未將廣東情況及時報告上去；其實，有些事連他們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個確定的政治會議，就不會再有這些流弊了。

但鮑羅庭是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雖口頭應允照我所提的辦法去做，但後來並未兌現；

一切還是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像個“四不

像”；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的個人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

不與他們事先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即使有時他與陳延年等舉行會議，也不過

是對於他的見解作必要的解釋而已。

這時—列寧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內部，斯大林與托洛斯基之間的爭論日益尖銳，鮑

羅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導，這點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有著重要關係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裡，因而廣東的一切政務，鮑羅庭都是

幹了再說。中共中央及其屬下的組織，在政治上不過是隨著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事後應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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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鮑羅庭對國民政府的建立問題避免談論。他曾向我指出，國民政府建立問題現在不能討

論，因為解決楊劉，國民黨各方意見大體可以一致；如果在解決楊劉以前，就和他們談到建

立國民政府問題，可能引起內部的分化。再則他也不贊成中共中央就這問題預先有所擬議，

因為這是要根據解決楊劉後的實況來決定的。

雖然如此，鮑羅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關於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