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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打不過,因而要避戰,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區。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這樣瞭解,他們
會問在北川和茂縣地區,我們有打擊川軍的機會,為甚麼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結到毛兒蓋,
又往那裡前進?
我問張聞天,為甚麼我們不從政治上去尋求解救的方法?難道政治方面就沒有增強我們
力量的步驟了嗎?一九三二年我們到川北的時候,覺得我們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們補救
的辦法不是絕對避戰,而是提出入川綱領、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辦法,不久以前我們又提出
爭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據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的主張。我著重的指出,採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讓步的步驟,如對少數民族寬大和強調抗日等問題,在原則上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應
該切實執行。就因為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蘇維埃這個左的軀殼,實際執行的卻是軍事上
極右的退卻路線。這樣,中央的多數同志自然就會覺得我的意見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張國燾
是機會主義者,紅四方面軍是軍閥,甚至入川綱領、甚至西北聯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們所謂的“小問題”,即無論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會發生蘇維埃旗幟
是否適宜和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
我再三強調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只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
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兩方面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
情況,擺脫既定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還不算太晚。
張聞天聽了我這些話,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說政治問題須俟軍事情況稍有轉機時才能
討論。他也表示憂慮,深恐黨內發生糾紛。他沒有批評我的見解,只勸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爭論的問題。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沒有任何結論。就由於張聞天這種拖延的態度,使事態
在暗中惡化起來。第三天清晨,撫邊的要人們開始向毛兒蓋移動,毛澤東因急於到毛兒蓋去
策劃北進的事,先行啟程,其他中委們也在當天陸續出發,我因為尚須處理一些事件,準備
翌日前去。
就在當天早上,鄧發找我談四方面軍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的事,他說政治保衛軍的
軍中任務,是嚴防奸細、制裁反革命反黨言行及維護軍紀黨紀。因此,中央政治保衛局在一
方面軍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獨立工作系統,從軍師各高階指揮部直到連隊,每級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衛局人員,名以上隸屬各級政治部,實際由中央政治保衛局指揮工作。此外對幹部還實
行監視制度,各級幹部的警衛員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訓練的,平時保衛長官們的安全,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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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監督長官的言行,如遇長官有反動行為,警衛員得緊急制裁。鄧發誇耀他的工作成績,達成
了鞏固黨對軍隊領導的任務,特別提到第七軍長李明瑞在江西蘇區企圖逃亡,就是由他所訓
練並派到李明瑞身邊的警衛員槍殺的。
我聽了鄧發的話,心中有說不盡的反感,認為這是會使中共變質的行為。根據中共黨章,
黨員是因信仰主義自願入黨的,中央是由黨員選舉出來的。現在由中央設定政治保衛局來監
視黨員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統治黨員的黨嗎?各種可怕的流弊均會由此產生,斯大林
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務系統,統治俄共,殺害幾十萬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數的革
命元勳。現在中共的斯大林門徒,也如法炮製,中共的前途,勢將不堪設想。
我平心靜氣對鄧發說明了我的所見。我告訴他四方面軍沒有政治保衛局獨立的工作系統。
我們在鄂豫皖時曾研討過這個問題,認為軍事幹部最大多數是黨員,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著派人監視。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和黨的組織,就經常注意軍中的政治狀況(其中也有
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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