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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遠見,將無事不可為了。
第五章 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北大
一九一六年十月間,我經上海第一次到達北京。
作為首都的北京,規模宏偉,氣象萬千。天安門、紫禁城、中南海、天壇,和許多巍巍
的宮殿大廟、王公府邸、紅牆綠瓦、雕龍繪鳳,不愧為舊式建築藝術的結晶,卻也標誌出帝
王時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許多坐著轎車、戴著大紅頂子的過氣王公大臣,依舊待漏
神武門,向遜清皇帝溥儀朝拜。旗人男女們相見時打千問安,洋車伕滿街叫喊著“老爺、太
太”。大商店對顧客恭敬迎送,氣派十足;這一切都是封建積習的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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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東交民巷儼然是北京城內的一個特別區;其中使館、銀行、洋行等等大廈林立,四周築
有兵營,由各國軍隊分割槽把守,象徵著列強勢力在中國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
門大街,不免使人觸目驚心,回憶起庚子義和團事變的慘痛往事。掛著中華民國招牌的總統
府、國務院、國會等機關,散設各處,保留著過去的衙門習氣,並沒有甚麼新氣象的表現。
北京確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漢滿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陳列。如果說他是中國的縮影,卻
也不十分恰當;在我這個南方人看來,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風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學①靠近皇城,其旁還駐紮著粗獷武夫張勳的少數辮子軍。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
學堂,成立雖早,但裝置仍極簡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進士之類。其中著名的有拖著
長辮子的辜鴻銘,和以國學見重於時而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劉師培等人。同學們還多少有
一點以“舉人”“進士”自況,其中也有一些所謂風流名士的人物。學術在他們心目中不是
裝飾品,就是獵官工具。當時各地學校乃至北京城裡的其他一些學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
代的新風氣,而北大卻有點古色古香,特別守舊。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長,北大的風氣才為之一變。他注重提倡學術,
不聲不響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將古老的北大變成現代的最高學術機構。他加聘了許多新教
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胡適,文學家錢玄同、魯迅、沈尹默、沈兼士,社會主義者李
大釗,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國民黨要人高君武、王寵惠等著名人物,先後薈聚一
堂,講授他們的獨到之見。北大就在蔡校長這種相容幷包、學術自由的政策下,做學問求知
識的氣氛日漸濃厚起來。
同時北大的新學生也在大t 增加。那時北大采取“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編入
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上課。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裡每間房子都住了好幾位同學,
大半是新舊同學挾雜著住在一塊。我首先接觸的,是同學中新舊觀念和生活習慣相互牴觸的
現象。我房間裡的八位同學中,有兩位是即將畢業的老學生。他們辦小報、做詩文、捧女戲
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來瞎鬧一陣;表現出高年級生的自傲心情,並不理會低年級學生的
抗議。結果,多數新來同學一致奮起,強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規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時候,還顯得很有點亂七八糟。教授與學生之間沒有甚麼聯絡,除上課
之外,彼此不相聞問。學生各行其好,極端自由。在這個時候,新風氣開始抬頭了。低年級
的學生譏諷老學生的老爺派頭、名士作風和守舊習氣;我們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學習;反對
獵取功名的做官觀念;提出學以求知、學以致用、學以救國等見解。這是北大一個極重要的
轉變,與蔡校長的改革政策是互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他所主編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們學校中和
書攤上買得到了。這刊物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創刊。但北大同學知道這刊物的非常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接著陳
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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