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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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內閣缺人，有人建議不應該只用翰林出身的詞臣，也應該選用外任官員，目的在於推戴李三才進入內閣。不久都察院都御使也告缺，需要從本院官員中內選。李三才在外僚中政績突出，功高望重，兩個職位都有希望被選中。於是圍繞李三才進入內閣和升任都御使之事，朝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浙黨人士工部主事邵輔忠、給事中劉時俊、御使徐兆魁、喬應甲等死力相攻，極力阻止李三才入選，誣劾他私藏白銀數百萬兩，攻擊他“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數了“貪、偽、險、橫”四大罪狀。李三才一反官員受劾自當辭職的慣例，“盛氣陳辯，不自引去”。經過長達半年多的激烈爭論，保舉李三才的官員以絕對多數壓倒反對派。這時久居林下的顧憲成也寫信給李三才，寄厚望於他，認為他“有大才，最能辦大事”；並說，就目前的時局看，“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卓識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轉之望。”他寄書內閣葉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致信吏部尚書孫丕揚，為其洗雪怨枉。與李三才一向交好的御使吳亮（吳中行之子），為了加強李三才入閣的聲勢，將這兩封信公開謄抄在邸報上，並派人遞送到在京的各個衙門。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對派見信後大譁，他們又開始攻擊顧憲成和東林書院。指責顧憲成出位建言，遙執朝政。徐兆魁上疏誣告東林於滸墅小河之上私設稅卡，徵收船鈔，為書院聚斂資金；而且講學時必談時政，還時常干預地方官員的決策。至此，李三才入閣之爭發展成東林黨與浙黨等反對派之間的一場政治鬥爭，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繼而喬應甲又列出李三才“十貪五奸”之罪。在這種情況下，李三才為了顧全大局，平息紛爭，連續十五次上疏乞休，但久不得命，索性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自動離職歸鄉。一向是非不明的神宗對此竟也不置可否，這位風雲人物的政治生涯就這樣結束了。

李三才離職之日，淮、徐一帶的百姓，萬民塞巷，老幼哭號相送，以至轎乘不能行進；及至登船之時，人們又夾岸號泣，甚至奪纜不讓船行。李三才走後，淮、徐百姓集資為他修建生祠，立其肖像於祠中，朝夕走拜不絕。李三才為官如何，由此可見一斑。

官不做了，麻煩卻遠沒有終止。

李三才落職回籍後，也效仿顧憲成，在家鄉通州創辦雙鶴書院，自己也講學其中。張家灣地處京畿，不乏朝中正直大臣的奧援，過往探訪他的人很多，以至車馬填溢街陌。御使孫居相再一次上疏推薦他，這使朝中的反對派又忐忑不安起來，生怕李三才被重新起用，於是波瀾又起。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御使劉光復奏劾李三才盜用皇木營建私宅，且告李三才與東林黨人于玉立遙執朝政，官員一經他們提出，吏部就向上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使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寺丞王士昌也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力助劉光復，欲置李三才於死地。徵儀、心湯曾是李三才所推舉的吏員，如今卻為一己私利而恩將仇報。李三才憤怒之極，自請籍沒其家。然而這些人卻緊追不捨，工部侍郎林如楚要求遣使複查，劉光復又上疏說三才侵奪官廠為園囿。御使劉廷元、潘汝禎、顏思忠等又繼續上疏彈劾。李三才更加憤怒了，提出請諸臣會勘，又請神宗親自審理。

神宗命李徵儀和吳亮嗣前往勘察，這些人到李三才家中查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找出證據。然而讓原告去查核被告，其結果可想而知，自然不會有利於李三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最後竟以劉光復所陳為事實呈報神宗，李三才終於被扳倒，落職為民。

天啟元年（1621年），後金的威脅日益加強，遼東戰局更加危機。遼陽失陷，明廷慌作一團，御使房可壯接連上疏請再用李三才。剛剛登極的天啟皇帝年僅十五歲，對朝政一無所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下詔讓廷臣集議。圍繞李三才是否可用的問題，朝中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稱李三才為“盜臣”。御使劉廷宣再次上疏推薦李三才，說：“國家即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他建議讓李三才守山海關。天啟帝覺得劉廷宣說的有道理，準備再次起用李三才。但朝中意見不同的兩派相持不下，詹事公鼐、刑部侍郎鄒元標力主可用，然而終因意見不能統一而作罷。後來明朝大勢已去，趙南星十分遺憾地說：“使淮撫為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