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鄒元標又舉薦耿定向、羅汝芳、許孚遠等十餘名官員，這些人皆為一代明儒。萬曆十二年（1584年），慈寧宮遭火災，鄒元標乘機上疏，痛言“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所言刺中了神宗的要害，神宗大為惱怒。於是有傳言說皇帝要杖殺鄒元標。鄒元標聽到後，讓妻子準備好布袍、白蠟和治傷的藥品，毫無畏色地說：“我的筋骨雖有殘，但精神還可以再杖五六十，如果緹騎來，不勞他們動手，我自己去受杖，只是不要讓我的老母知道。”言下之意，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在鄒元標的老師申時行多次請求下，好不容易神宗才予與寬大處置，降鄒元標為南京刑部照磨。

據說鄒元標的敢言直諫著實讓神宗有些忌憚，一天御膳房剛剛備好豐盛的佳餚，神宗卻一改常態，下令撤減，並對太監說：“你們沒聽到他鄒某人數落朕嗎？”

萬曆十三年（1585年）五月，鄒元標又被調回北京，任吏部驗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讓吏部尚書楊巍對國事發表意見，鄒元標為他代筆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困八事，洋洋幾萬言，都是當時人們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請割“衽席之愛，嚴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當時神宗身邊有十名受寵的俊美少年，稱為“十俊”，外間早有傳聞，神宗已經染上了同性戀的陋習。

萬曆十八年（1590年），調鄒元標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後升刑部右侍郎，這時恰逢鄒元標的母親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為母親守孝，以後居家鄉南皋三十年，建仁文書院，談道講學，名揚天下，學者稱之為“南皋先生”。這段時間，朝中仍不斷有人上疏推薦他。

光宗即位，東林黨人當朝，鄒元標召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為刑部右侍郎。闊別京城近四十年，今又還朝，鄒元標雖鬚髮皆白，卻依然躊躇滿志。行至京畿地區，見禾苗青青，知道左光斗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見成效，高興地說：“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為何物，今日處處皆種水稻，於國於民都有利。”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難道不是靠人才嗎？人若有才，天氣地力都可以被利用。”

光宗只當了八個月皇帝就病逝了，鄒元標還朝之時，已是天啟元年（1621年）四月。當時遼東戰局緊迫，敵在門庭，他有感三十年來朝中大臣只顧門戶之爭，而不問封疆之事，致使禍見於今日。於是首倡和衷之說，建議簡用塗宗睿、李邦華等十八人；兩天後，又請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羅大紘、雒於仁等十五人。天啟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請收錄章家順、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萬曆朝被罷免的諸臣都獲得了昭雪。他還曾舉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爭議而未果。尤其可貴的是，他還不記私怨，稱讚張居正當年的政績，提出應該恢復張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這一建議也得到熹宗的同意。

鄒元標在天啟初年雖倡和衷之說，實際上所薦舉的大部分官員仍是東林黨人，或與東林黨人政見相同的舊臣。他們都與魏忠賢、客氏一夥水火不相容。鄒元標的多次努力，對促成天啟初年“東林方盛，眾正盈朝”的形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鄒元標自天啟元年還朝以來，上疏建言儘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論，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樹欲靜而風不停，朝中的小人將他視為東林黨人，十分忌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擔心來年京察對自己不利，密謀將鄒元標逐出朝廷。他們抓住鄒元標與馮從吾在京城建首善書院集眾講學一事大做文章。

馮從吾在萬曆初年也因建言而險遭廷杖，後在家鄉長安建關中書院，講學數十年。天啟二年（1622年　）進封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書院建立之前，鄒元標、馮從吾、鍾龍源、曹於汴、高攀龍等人已於閒暇之時講學於城隍廟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聽講。但城隍廟並非理想的講學之所，空間十分狹窄，於是他們決定建立正式的書院，上疏十三道後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們各自捐資，用銀一百八十兩，在京城大時雍坊十四鋪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門內東城牆下），買下十餘間民房，由司務呂克孝、御使周宗建負責督理改建。他們認為京城應為首善之區，因此取名“首善書院”。改建後的書院分前後兩個院子，前院有講堂三間，後院也有三間供奉先聖，並陳放經史典籍。書院上梁文為左通政何喬遠所作，院中樹碑一塊，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向高特為書院撰寫碑文，太常寺卿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其書丹並撰額。書院於天啟二年（1622年）十一月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