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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酤酒者竟要連累數家，沒收財產。由此造成這些眾多私販的極大反感，進行武裝走私和朝廷對抗，併成為唐末農民大起義隊伍中的一直重要力量。最出名的，當然是黃巢、王仙芝，彼等均為私鹽販出身，他們的積極反唐，與朝廷的抑商政策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唐廷的“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在唐前期，對鞏固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中唐以後經濟的發展，由於消極作用的日益增加而露出破綻，而且封建制度的許多致命弱點也決定其不可能從根本上來長期抑制商業勢力。從安史之亂後國家不論是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還是官府直接經營工商所得的收入均為政府所重視的情況來看，由於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商人的數量和其經濟力量有迅速的增長。因此，朝廷出於財政的、社會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利害關係，在很多情況下還給予商人以種種優待和保護。也就是說，朝廷一方面要對不利於自己經濟基礎的因素加以消極的限制，另一方面還必須為自己的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作出積極的努力。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繁盛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大提高為商業的繁榮開拓了較前朝更為廣闊的前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在農業方面，最重要的農具耕犁，由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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