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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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時節。春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鑑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只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面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儘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淨，曠闊的原野宜於北方鐵騎驅馳，利於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春夏時節，江河水漲，利於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正如楊行密心中所想，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麼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溼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再有就是，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游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歷次動盪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這一條，包括此前黃巢之亂，雖然它是流動作戰，但最終也有同樣的影響。

東漢後期的動盪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嘆：“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其後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另外與現代通常意義上的“江南文弱”不同的是，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志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志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其中又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流徙往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