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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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905），“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為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書幣、衣帶、珍玩來聘”。

阿保機與李克用結盟的內容，據李錫厚和曹流的考辯，實非討伐劉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後阿保機並未遵守盟約。據上引文，阿保機與朱溫的最初往來，即發生於雲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從《遼史》來看，似乎朱溫篡唐後急於得到契丹的承認，再次伸出橄欖枝，而契丹對朱梁的頻頻示好似乎並不熱衷。不過，在中原文獻中，天祐三年朱溫遣使契丹全無蹤影，四年契丹與朱梁的往來也完全是另一副圖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綜論：

（雲州盟後阿保機）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裡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見《五代會要》、《冊府元龜》、《新五代史·梁太祖紀下》及《資治通鑑》，前三書均作梁開平元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鑑》曰五月。據《冊府元龜》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紀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遼史》記天祐三年朱溫遣使至契丹，恐非無中生有，可能是朱溫在得知李克用與阿保機結盟後，急於拆散這一同盟，故此籠絡阿保機。中原文獻不載天祐三年事，應當是羞於朱梁示好夷狄之舉。這一態度可以得到《冊府元龜》的驗證。該書紀開平元年五月契丹來使後曰：“契丹久不通中華，聞帝威聲，乃率所部來貢。三數年間，頻獻名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繪成了敬仰上邦之蠻夷，主動朝貢，恐非實錄。結合中原與遼朝文獻，我們其實大體可以推斷，在朱全忠伸出橄欖枝後，阿保機之回應還是相當積極的。

在李克用主動示好後，阿保機並未如約出兵攻梁，反而背盟與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對中原局勢的密切關注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機雖是偏處一隅的異族，但就此看來他不僅對唐王朝即將覆滅有所預期，而且對唐末中原的混亂局勢有相當的認識。可能是因為看出，無論是李克用還是朱溫，在這場較量中都不具備絕對優勢，因此他選擇了依違二者之間。在天祐三年朱全忠來使後，阿保機認為時機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遙輦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錫厚指出，阿保機之所以能代痕德堇為汗，在於其在中原聲威的增長。根據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溫競相籠絡阿保機，的確可以支援這一論斷。

梁開平二年（908，即阿保機稱可汗第二年）阿保機遣使至梁求冊封事雖不見《遼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見於《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冊府元龜》及《資治通鑑》，當無可疑。不過，由於他並沒有興兵攻晉，封冊一事就此作罷。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機與朱梁仍有較多來往。同時，他也並未與河東李氏決裂。據《遼史》，遼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後，阿保機“遣使弔慰”。而據《舊五代史》，其時潞州將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際，李存勖向阿保機求救，阿保機“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許出師”云云，疑是敷衍之語，不過這也說明他認識到朱全忠雖能廢唐帝而自立，但恐尚無能力統一中原，因此仍然選擇依違二者之間。

梁乾化二年後，史料中再也見不到阿保機遣使赴梁的記載。同時，我們也看不到他與河東有何聯絡，因此這並不意味著阿保機轉而臣服李氏。這是為什麼呢？朱梁自立國之日起就與沙陀李氏連年交兵，乾化元年柏鄉大敗後一直處於劣勢。乾化二年，梁太祖為次子所弒，朱梁陷入內亂，其前景更為陰暗。但同時，河東李氏也還沒有能力在這場紛爭中取得絕對優勢，中原形勢可謂一片混亂。阿保機乾化二年後既不朝梁也不聘晉，不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蹤中原局勢的發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稱帝的念頭。

但此時阿保機稱帝的時機還未成熟，契丹內部挑戰其權威的還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並不穩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機諸弟三次叛亂，他的政治前途險象環生。太祖七年諸弟之亂平息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