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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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阿保機對異己勢力進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機終於邁出了關鍵一步，稱帝建元。對於這一時機的選擇，當然與內亂平定有關。不過，從上文的分析來看，這可能也是因為912年以來朱梁李晉相持不下，中原局勢異常混亂，讓阿保機清楚地看到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

那麼在阿保機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稱帝建元，是在統治者稱號和政權紀年方式這樣關鍵性的禮儀方面模仿漢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鶻都未稱帝，亦不建元。立長子耶律倍為太子，這是在禮儀和統治者繼承人的制度性安排兩方面採用漢制。此後遼太祖又有進一步的措施。神冊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會要》，“契丹本無文字，唯刻木為信。漢人之陷番者，以隸書之半加減，撰為胡書”。契丹與事者有耶律突呂不及魯不古，據《遼史》其本傳，前者以贊成功“為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後者“授林牙、監修國史”。契丹國書的創制，應與王朝政治有關。國子博士、知制誥、監修國史諸職，是中原官名。這些都反映出阿保機的漢化傾向。神冊六年五月，“丙戌朔，詔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及詔長吏四孟月詢民利病”。此處的“正班爵”尤非虛語，阿保機對其時契丹諸職的品級班列進行了明確規定。事實上，早在他稱可汗期間，就已變現出漢文化對其的影響。太祖七年平叛後，阿保機“次昭烏山，省風俗，見高年，議朝政，定吉凶儀”。遊牧文化素貴壯賤老，所謂“省風俗，見高年”云云，當來自漢地傳統。

神冊年間能體現阿保機漢化傾向的還有兩大事件。一是神冊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後來的上京。遊牧族政權往往並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帳，因為其中央官僚機構和全國性的經濟貿易並不發達。如果單純從行政或經濟角度著眼，神冊三年阿保機還未征服渤海，也還未據有燕雲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屬於皇帝私有，就是頭下軍州，契丹完全沒有必要建立像皇都這樣龐大的都城。那麼，阿保機建皇都，就只能從禮儀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說，皇都與稱帝一樣，是阿保機採用漢地王朝的禮儀模式，來論證君主權力合法性的一種手段。

同樣表明阿保機漢化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冊三年五月，阿保機“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值得注意的是，孔廟列在了佛寺和道觀之前。神冊四年，阿保機“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這就說明，神冊三年詔中的次序含有深意。《義宗倍傳》記載了這份詔書背後的決策過程：

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所謂“佛非中國教”，正毫無保留地說明阿保機心目中的模仿物件正是中原王朝。神冊四年，他親自去孔廟祭奠，同樣表明了他的態度。

以上討論說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機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漢式國家。與此同時，契丹權力中樞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韓延徽、康默記與韓知古為首的漢人幕僚群體，而且阿保機重用的契丹貴族中也多有漢化頗深者。那麼，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國的疆域是否應當包括中原呢？這一點非常重要，而要弄清這一點，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阿保機稱帝后針對漢地的軍事行動。

神冊元年前，契丹南侵僅以擄掠為目的，攻破漢地城邑後隨即退走。但神冊元年，契丹對漢地政策則有一個重大轉變。《遼史·太祖紀上》載：

（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遂改武州為歸化州，媯州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討司，選有功者領之。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眾軍大噪乘之，不逾時而破。時梁及吳越二使皆在焉，詔引環城觀之，因賜滕彥休名曰述呂。

這是史料中契丹改變其擄掠政策，試圖佔領統制漢地的最早記載。同樣能說明阿保機雄心的，是他在梁和吳越二使前誇耀自己成就的舉動。據《太祖紀上》，神冊元年四月“甲辰，梁遣郎公遠來賀”，“六月庚寅，吳越王遣滕彥休來貢”。我們注意到，梁乾化二年之後阿保機不再朝梁，至此已近四個年頭。此時後梁大將楊師厚已歿，梁軍在與晉軍的交鋒中連戰連敗，軍事形勢非常不利。郎公遠此來，可能系梁末帝主動拉攏契丹，試圖建立針對李晉的同盟。刻意引中原二使，尤其是自稱承唐之正朔、阿保機曾求封冊的梁之來使，在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