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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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6　月遞交了辭呈。此後的內閣就只向總統一人負責，而不是以前那樣向議會負責了。為了避免與革命黨人關係破裂，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和黃興赴京就職。黃興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個月。袁世凱經常與兩人會面，表示贊同兩人的主張，甚至任命孫中山為鐵路總長，主持一項規模宏大的全國鐵路系統建設。這一切當然只是紙上談兵。這些年長的革命領導人不諳權術，甚至沒有能力提出實行黨派政治的要求。他們關於黨派政治的觀念相當模糊，目的不明確且意見相左；而黨派政治作為一種政體在中國政壇上仍未經過試驗。實際上政治黨派此時不過剛從傳統中脫胎，開始成形而已。

一種是士大夫階層的黨政傳統，如康有為的“自強社”和其他一些1895　年之後形成的政治研究組織。這一度有助於全國範圍的憲政運動，在此時的1912　年5　月借“共和黨”的名義出現，其成員大多支援袁世凱政府。當梁啟超從日本歸國，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之後，他組建了一個“民主黨”，並於1913　年5　月將所有共和黨人、民主黨人以及其他一些派別合併起來，成立了一個“進步黨”。這個黨派大體上仍然支援政府。另一個傳統來自於秘密會黨，革命者曾仿此建立秘密政黨。許多政治集團是兩種傳統兼而有之，而且有些政客同時屬於幾個黨派。沒有哪個黨派的性質超出了由上層社會出身的個人的雜湊，這些人往往因私人關係或共同的背景拉扯到一起，他們缺乏可靠的選區支持者、政治地位及從政經驗。簡言之，日本在19　世紀70　年代開始採用的政治聯盟和製造輿論爭取選民的西方政治方式，此時中國剛剛起步。現在來討論政黨政策的實質性問題還為時過早，因為即使是政黨本身在整個體制中的角色也還是一個不甚明瞭的問題。

與西方傳統上以法律為至上權威、以分權政治為治國中心法則不同，中國君主歷來將所有國家權力集於一身。袁世凱已經取得了對內閣和政府文職機構的控制，又要把觸角伸向各省的軍事長宮。肩負如許沉重的個人職責，不論從傳統上還是經驗上來看，他都沒有任何準備面對一個忠於中華民國更高利益、但可能攻擊他政策並危及其個人權力的“忠實反對黨”。然而這卻正是西方模式的代議制政府的要求。看起來此時建立一個由反對派主導的議會方案是可行的；於是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這一個新階段的權力鬥爭是由宋教仁領導的。這時的宋教仁是革命黨人中位居孫中山和黃興之後的第三號人物。他於1912　年8　月說服了四個小政治派別和同盟會聯合，組成一個公開的黨派“國民黨”。在一場以各省為基礎、對選民限制極嚴的間接選舉導致的全國大選中，國民黨到1913　年2　月為止在國會兩院取得了壓倒性多數。利用這種形勢，宋教仁在華中舉行了大規模的競選活動，批評政府並要求由國民黨來控制內閣，儘管袁世凱仍應留任總統一職。

這是中國議會民主制發展的一個高潮，但是宋教仁宣佈參加競選的結局極大地挫敗了這一很有前途的發展。根據上海混合法庭事後作的詳細紀錄，袁世凱僱用刺客於1913　年3　月加日在上海火車站槍殺了未滿31　歲的宋教仁。袁世凱事後暫時用編造的謊言混淆視聽，指責黃興派人刺殺了宋教仁。此前暗殺是在野反清革命黨人的武器，但是臨時袁世凱大總統卻發掘出它對於當權者的潛在用途，因為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親革命黨將領被暗殺或處決。暗殺宋教仁的戰略意義在於提出了一個原則，即“執政者高於法律”，並向世人展示了一種戰術，即“要最有效地阻遏反對派運動，最好的辦法莫過於消滅它的領導人物”。這一套伎倆從此被用來扼殺中國的民主力量。

此時反袁情緒高漲。因為袁世凱不惜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從帝國主義列強那裡換取金錢支援及對其政府的承認。在國內鎮壓政黨政治的同時，他好像在把中國國庫的收入支付給外國人。他的財政吃緊。儘管現在他能用個人力量節制指揮大部分軍隊的各省軍事長官，但是在增加流向北京國庫的土地稅和其他一些少得可憐的收人方面，曾經統帥這些將領的他並不比前任更顯得有才能。1911　年4　月滿清政府以“幣制改革和滿洲實業建設”為名向英、法、德、美四大國銀行組織破釜沉舟地借款上（眾〕　萬英鎊，使本已瀕臨破產的財政變得越發不可收拾。日本和俄國銀行於1912　年6　月又加入這個財團，四大國銀行團成了六國銀行團。袁世凱很早就開始尋求大規模外國貸款，但六國財團一方面申明自已實際上有壟斷向中國貸款的實力，一方面要求袁世凱以鹽稅作抵押，並且必須透過由一箇中外雙方共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