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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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黃埔路,蔣介石的總統府邸。
蔣介石傾仰在床上,身上蓋著絲綢緞面的被子,正在閉目養神。
遼瀋戰役勝利後,毛澤東指揮人民解放軍進入了新的勝利轉折點,而蔣介石國民黨軍卻被拖人空前艱難的被動防禦階段。
對於蔣介石來說,1948年11月是災難性的歲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軍事危機。
為了解決國統區的經濟危機,蔣介石於1948年8 月推行以“幣制改革”為手段的經濟改革,在各方面的阻力下,11月1 日,蔣介石的長子、主持改革的蔣經國在上海發表宣告,承認改革失敗。蔣介石也事後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承認:反共鬥爭之所以失敗,改革失敗,經濟崩潰,“這實在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這年11月9 日,蔣介石寫信給美國總統杜魯門請求支援他的政府,28日,又派其夫人宋美齡作為他的特使飛赴華盛頓求援,均遭失敗。
國內怨聲四起,蔣家王明的政治統治搖搖欲墜。蔣介石在1948年11月5 日的日記中寫道:“最近軍事與經濟形勢,皆瀕險惡之境,一般知識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報章評論,對政府低毀汙衊,無所不至。蓋人心之動搖怨恨,從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軍事形勢也極為險惡。華北“剿總”傅作義集團面臨東北、華北人民解放軍聯合打擊的嚴重形勢;徐州“剿總”劉峙集團則面臨著華東、中原人民解放軍的聯合打擊的現實危險;長江以南的防線還未建立起來。國民黨軍內部士氣低落,將領怨聲載道,離心離德。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裡寫道:“自東北戰事失利後,高階將領棄職潛逃、臨危變節而投匪者,比比皆是;真正忠貞為國而殉職的將領,寥若晨星。”
面對淮海戰場的嚴重局勢,蔣介石又一次在撤守徐州的問題上猶疑不定。總統府少將參軍、戰地視察官李以助回憶說:“濟南解放後,在淮海方面,蔣介石決心放棄徐州,堅守淮河”,並定於門月下旬轉移完畢,“但蔣介石在十月下旬來往北平、葫蘆島、南京間,想作多方面掙扎,一面又遲疑,怕徐州之撤影響人心。”
最後,蔣介石還是決定放棄鄭州、開封等地,加強徐州防禦,集中徐州、華中兩集團兵力聯合作戰。1948年10月24日,國民黨政府國防部致電劉峙,命其加強隴海路商丘至海州段,津浦路臨城至蚌埠段的防禦,以及徐州、蚌埠、淮陰等據點的防禦工事,企圖以“攻勢防禦”,“鞏固徐州而確保之”。
據李宗仁回憶,淮海方面的戰略部署,完全是蔣介石為其一己私利,排斥異己所造成的後果。他說:“為指揮這一方面的戰事,蔣先生曾於三十七春初召開戰略會議,決定白崇禧兼任華中剿匪司令長官,駐節武漢,與徐州形成犄角之勢。我聞此訊息後,即向蔣先生建議將黃淮平原劃成一個戰區,由白氏統一指揮。因為在戰略上說,黃淮平原西至潼關、宜昌,東達濱海岸,本是一個地理單位;更有隴海、平漢、津浦三鐵路縱橫構成一交通網,調遣部隊和指揮作戰均極方便。無奈蔣先生不接受這一建議。他硬要把這個戰略單位分裂為‘華中’、‘華東’兩個剿匪總指揮部。此種分割已鑄成大錯,而以劉峙擔任更重要的華東剿匪總司令長官,尤非其選。”
的確,蔣介石在淮海戰場的戰略部署和用人選將上用錯了心思。1948年春,李宗仁違背蔣介石的意旨,透過競選當上了中華民國副總統。蔣介石對於桂系勢力的壯大深感不安,為了調開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他削了白崇禧國防部長的職務,讓其擔任華中“剿總”司令,將其調往武漢,而將懵懵懂懂的劉峙放在了華東“剿總”司令的重要位置上。這也難怪李宗仁要對蔣介石這種不以大局著眼,任人唯私的做法感到極其不滿了。
白崇禧當然也對蔣介石的調任極為憤慨,一有機會,就弄出顏色給蔣介石看看。當1948年10月,解放軍把決戰矛頭指向徐州,徐州形勢吃緊時,國防部長何應欽向蔣介石提出,由白崇禧統一指揮華中、華東兩大集團,白崇禧從個人利益考慮,斷然拒絕了蔣介石的任命。
對於淮海前線的國民黨將領,李宗仁也有一番比較貼切的評論。他說:“此時駐防徐州的為中央嫡系部隊的精華,約三十餘萬人,全系美式配備的機械化部隊,由兵團司令邱清泉指揮。黃百韜兵團則駐于徐州東約五十餘華里隴海東段的曹八集和碾莊一帶,以為犄角。杜聿明和邱清泉在徐州的戰略是採取嚴陣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天子門生’,志大言誇,驕縱不堪。東北、華北一連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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