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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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革”中他的親戚有沒有受到他的牽連？

周：都受到牽連，包括同他從未見過面、從未聯絡過的人。伯父周谷宜被批鬥關押，死在牢房，死因不明，連屍骨也下落不明。後來平反了。伯父在解放前因受父親的牽連還坐過國民黨的牢，差點被處死。“文革”中他的日記被抄被毀，有人看到他“文革”期間的日記中有“起應（周揚）負我”四個字。後來，堂弟去看望剛出獄的父親時，父親對他說：“你爸爸的事我知道了，我也感到難過。”小腳老太太姑媽，被戴上高帽子在長沙遊街一天。“文革”後來過北京，我問她遊街時怕不怕，她說：“不怕。沒做虧心事，心裡沒有鬼。只是莫名其妙。”父親對姑媽仍然表現冷淡，他聽了我同姑媽的對話，淡然地說：“遊街，鍛鍊鍛鍊也好嘛。”

李：從家族的角度，你怎樣看你父親？

周：不少益陽人知道“益陽三週”，周谷城、周揚、周立波，以“三週”為榮。家族的人也是這樣。周家原是純粹的地主，沒有人做官和經商，也不是詩書門第。在父親小的時候，蓮莊灣（又名田莊灣）一片是周家的大田莊。父親說，為了裝出家中有人做官的樣子，周家可能透過送錢送禮，經有關人員同意，曾在周家大屋大門兩旁的牆上寫有“肅靜迴避”四個大字。據蓮莊灣的人說，當時周家重視慈善事業，救濟鄰近窮人，因此名聲好，劫富濟貧的綠林隊伍路過蓮莊灣從不驚動周家。祖父早逝，祖母慈祥開明，作風民主。因此父親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除祖母捨不得他走以外，從未遇到過家族、家庭的阻撓，從未因革命行動同家族、家庭發生過政治上的矛盾與衝突。父親尚未成年時，家產一分為三，祖母、伯父、父親各一份。我8歲第一次回老家時，周家已經窮了，父親這份田產已經沒有了，祖母、伯父只剩很少一部分，按照階級劃分的標準，他們已不再是大地主，只算是小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老家的人不滿舊社會的黑暗、腐敗，衷心贊成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因此，解放後父親沒有遇到老家政治上的麻煩事。“文革”中報上一篇署名盛和秀的短文《周揚的罪惡家史》，內容與事實不符。我記得盛和秀解放前都叫她“和姑娘”，那時30歲左右，文盲，很窮，很老實的樣子，曾是我家鄰居。執筆人根據她編造的材料寫成那篇文章。“文革’衝她成了毛著學習積極分子，去益陽城開過會。“文革”後她名聲不大好，這篇文章以及這類文章使長期表現“左”的我，見識了“文革”中的假話，從而使我頭腦開始有點清醒。祖母、伯父的家因父親的緣故，在“文革”前還沾過一點兒“革命家庭”的光榮，解放初期村裡把寫著“革命家庭”的紅紙，貼在周家的門上。父親注意階級界限，“文革”前他對我說應該有階級鬥爭的觀點，說他以前很瞭解祖母、姑媽、舅舅等人，他們都老實善良，但他們都是地主，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兄弟三人，在“文革”以前，都在沒右請示、沒有了解劃分家庭出身的標準的情況下，不約而同在家庭出身一欄填為地主。1983年在醫院我說到家庭出身問題，父親說：那你填錯了，你應該填革命幹部。

李：你前面所說的他對親戚感情很淡，是否與這種政治態度有關呢？

周：可能有關。

獄裡獄外

李：“文革”中他自己在秦城監獄的情況說沒說？

周：“文革”的事情沒有詳細談。我不主動問，他也不多說。零零碎碎說過一點。被關的頭幾年伙食不好，常吃粗糧，菜少，有時吃不飽。林彪事件後，伙食有點兒改善，有時甚至在菜裡還能發現一點兒雞肉。他在一個平房裡住過，裡面冷，睡在桌上，在門外一個桶裡小便。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縫被子。審問時講實話就捱打。一隻耳朵已被打得萎縮了，不能復原了。後來只好沉默，不表態，這樣捱打少一點兒。有一段時期，他被關在監獄以外的地方，後來在監獄以外的地方，在陸續釋放、解放一些人的時候，他的問題卻像是在升級，他被遷到了真正的監獄。他想未必是因為自己的問題比別人更嚴重吧？到底有什麼真正嚴重的問題嚴重到要坐牢呢？

李：他想沒有想到可能是因為他和江青關係不好的原因？

周：他沒有說。他在獄中聯絡以前從未想到過的許多問題，反覆閱讀《資本論》，讀得津津有味，溫故知新。出獄前一夜沒有睡，給毛主席寫信，談自己的錯誤，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