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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主席、江青好。原估計毛主席看信後可能找他談一次,後看到主席衰老有病,知道已不可能。艾若和我去看夏衍,夏衍說:“你爸爸太老實了,組織紀律性太強了,寫什麼信,我的組織紀律性就沒有他強。通知我出獄,我就讓兒子把我背出來了。”

李:夏衍談他獄中的情況嗎?

周:他也沒有談。他只說“那是封建法西斯”。他被打致殘的那條腿變短了,腳上穿著特製的鞋,鞋底明顯加厚。父親剛出獄後的一段時間裡,因長期關押說話機會少,唇舌變得不靈活,說話困難。還有幻聽,斷斷續續聽到“打倒林彪!打倒周揚!”的口號,感到不舒服。“文革”結束後不久,《人民日報》刊登過一篇批判張春橋的文章,文中提到張攻擊魯迅是受周揚的指使。我去問父親:“真有那回事嗎?怎麼批‘四人幫’還要批你?文中把你寫成30年代張春橋的後臺。”他說:“隨他們說去吧,我都煩了,不想去澄清。我為什麼要指使別人攻擊魯迅?那時候我根本就不認識什麼狄克、張春橋。”

李:他對自己的經歷如何思考,有沒有與你探討這方面的問題?

周:沒有集中談這個問題。沒有探討。只說過一些可能與這有關的話。他的人生道路有偶然性。他原本是想學軍事的,七搞八搞結果還是搞文。族內曾決定把他過繼給祖父的堂兄弟當兒子,祖母捨不得,天天哭泣,哭得族人改變了這一決定,否則他會有不同的經歷。一位不相識的巴西人長期注意他的情況,來信祝賀他出獄。由此他想到自己的名氣——“有點名氣也只是虛名”。有人說他的文章乾巴巴,情感少。他好像對自己的作品也不大滿意。談起他的文章乾巴,我突然想起50年代在報上看到的他悼念陳波兒的短文,我說那篇有情感。他說別人也說那一篇他寫得動感情了。當時袁牧之在陳波兒遺體旁哭得很傷心。

李:人們好像對他的文集沒有收一些批判報告表示不解?

周:他同意出文集,但勁頭、興趣不大。“文革”前他寫的不少東西同批判、鬥爭相連,傷害不少人,經不住時間的考驗。既然要出文集,就應把那些有問題的東西也收進去。1983年艾若去醫院時說到他的事情,艾若說“左”危害最大,最頑固,今後應汲取以往教訓,頂住“左”的壓力,堅持真理,堅持原則。過去艾若從不這樣當面談父親的工作,所以聽了艾若的話,父親似有稍許同感和不悅,低聲說:“是啊。”稍聽片刻又低聲說:“你的思想可能比較解放,將來你也可以批判我嘛。”有人建議他寫自傳,他暫時不準備寫,想以後再說。他想象,將來讀者在他的自傳中讀到有些部分,例如15歲結婚後在長沙讀書時住在旅館,讓妻子和兩個傭人陪著,一定會奇觀當年他怎麼會是那樣。他很羨慕魯迅、郭沫若、茅盾書讀得多,比他讀得多。經歷同他類似的一批人,從延安時代起就是政務多,當領導,搞組織行政工作,開會,搞運動,很難做到像魯迅。郭沫若、茅盾那樣讀書。他很羨慕魯迅、郭沫若、茅盾、毛主席的歷史知識。他說:“把歷史知識掌握好了,那是很厲害的。”他很遺憾自然科學知識懂得太少,影響了讀馬、恩的書,看《自然辯證法》時有的地方領會不深。宗教的書看得少,現在很想看。他還想多讀多寫,他長嘆一聲:“唉!總意識不到自己已經老了。”1983年我領著他做了幾項身體檢查之後,醫院同意他出院。出院那天他很高興,說:“我在死不在,死在我不在。”大意可能是這樣。他說這是古希臘哲學家的話,馬克思欣賞這句話。回到家,他在院子裡使勁原地踏步試試腿勁,機要秘書趕緊從屋裡跑出來阻止。當時父親精神狀態很好,還是“意識不到自己已經老了。”他和我們更無法意識到,他想做的事很多都來不及做,第二年,他的腦細胞就萎縮得不能正常思考了。想想他這一輩子也不容易。

(根據談話記錄整理,並經本人修訂)

不該發生的故事

回憶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處理丁玲等問題的經過

李之璉

“一顆明亮的,曾經子夜高懸,幾度隱現雲端,多災多難,與祖國的命運相伴隨,而終於不失其光輝的星,殞落了。”(引自1986年3月19日《人民日報》第八版《關於丁玲》)。

1984年黨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為丁玲作了全面的平反。丁玲同志逝世後,在對她生平的介紹和一些同志寫的文章中,對她的生平作了公允的評價。孫犁同志在文章中用以上這幾句話作了概括。

我因過去工作關係,有同志希望我寫點什麼,使人們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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