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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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段歷史並表悼念。我同丁玲在全國解放之前只有一面之識。那是我1940年從晉察冀前線回到延安後，在八路軍軍政學院學習之餘，想寫些文藝作品反映戰地的軍民生活。最早寫了一首詩，題名《打掃戰場》，投到》解放日報》，不久被刊登。後來文藝版主編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開座談會，對這一詩稿表示欣賞並有所鼓勵。這當然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這以前，我對她叨年代在愛人胡也頻被捕犧牲後仍能堅持鬥爭，主編“左聯”刊物《北斗》，也留有好感。後來雖然也聽到對她被捕後的一些傳聞和議論，但由於她1936年從南京投奔陝北和抗戰初期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到前線參加抗戰，遺留在頭腦中的由傳聞而來的疑慮也就消失了。在延安整風期間對她歷史審查的情況，也只是傳聞，都不是直接接觸，實際情況並不瞭解。1954年底，我調中央宣傳部工作後，由於管幹部併兼任機關黨委書記，參與過對丁玲等問題的審查。因此，我只能就我所接觸的事實，提供一些情況供研究，這也許有助於文藝界弄清是非，加強團結。

二

1955年中央直屬機關開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在肅反運動中，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確定要“整頓黨的文藝隊伍”，以“克服在領導幹部中長期存在的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思想和行為”為由開展了對丁玲等的批判。從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檢查《文藝報》問題的匿名信開始，認為是陳企霞所寫，牽連到陳與丁玲的關係。約70人參加，共舉行了16次黨組擴大會，最後向中央寫出“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

我沒有時間去參加會議。聽說一些情況，雖感到很不正常，但也難以表示意見。直到1955年9月30日作協黨組的上述報告提交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時，才瞭解到批判的全部內容。報告指出，他們“反黨”活動有四個方面：“一、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二、違反黨的原則，進行感情拉攏以擴大反黨小集團的勢力；三、玩弄兩面手法，挑撥離間，破壞黨的團結；四、製造個人崇拜，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

我看後，覺得這個報告羅列的反黨詞句很多，但確切事實很少。報告中還說，丁玲所犯“反黨的錯誤和她歷史上被國民黨逮捕後在南京的一段經過是有一定關係的”等等。

但因我沒有參加批判會，也不太瞭解文藝戰線上一些領導人物彼此間的複雜錯綜的微妙關係以及這次批判的動機和背景。所以我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反對這個報告的論據。我在討論發言時，只表示，對報告列舉的丁、陳反黨的事實根據應進一步核實，以免向中央反映不準確的情況。

我的意見沒有引起主持部務會的主要領導同志的重視。會後作協黨組的這一報告正式呈報中央。1955年12月，中央批發了作協黨組的報告。報告中還指出要審查丁玲被捕這段歷史。對她反黨的錯誤要看她對錯誤認識的態度再作處理。

三

1956年春夏，中宣部為審查丁玲被捕的這段歷史，成立了專門的審查小組。以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為組長，周揚和我都是小組成員；並吸收中宣部幹部處處長張海同志和作協機關的幾個同志作為工作人員做具體的調查研究工作。從各方調查的材料證明，丁玲是在自己的丈夫胡也頻被反動當局逮捕犧牲後，根據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於1932年同馮達同居。馮當時是共產黨員，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於1933年5月被捕，招認了自己的住址，因而丁玲也被捕。他們被捕後，馮達表現不堅定。國民黨政府為爭取丁玲為其服務，特意安排她和馮達繼續同居，想透過馮達影響丁玲。丁玲對馮達的態度雖很不滿，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無法擺脫同他的接觸，如果不同馮達保持某種關係也難於應付國民黨對她的折磨。這就形成了他們之間極其複雜而嚴峻的微妙關係。在百般折磨的情況下，她沒有喪失革命氣節，對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各種要求一直採取拒絕的態度，對所用的軟硬兼施的各種手法，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並盡一切可能設法同黨取得了聯絡，最後在黨的幫助下由馮雪峰同志派人從南京把她接到上海，經西安到黨中央所在的陝北革命根據地（這段歷史組織上曾作過審查，檔案中存有1940年陳雲、李富春同志簽字的審查結論）。

當時張際春、我和張海等同志曾一同聽取過丁玲陳述她被捕後怎樣應付國民黨當局對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於無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難料後果，處在悲憤痛苦的日子的時候，她禁不住時斷時續地淚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