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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大樓,命令安排一架空軍的噴氣式飛機第二天來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開車送我到大章克申,飛機在那兒等我。傍晚六點半,我到達奧斯汀城外的林登·B·約翰遜農場。

總統和夫人在他們的簡易機場迎接我。我們回到農場,與他們的小女兒露西共進晚餐。飯後,總統和我來到起居室。我們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討論暫時停火的問題。我強調了我的判斷:展開談判對於最終導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這比推遲恢復轟炸在軍事上造成更大的損失要好得多。

總統專心聽我的陳述,心中在權衡利弊。他最終同意把暫時停火改為無限期停火,然後開展外交活動使河內參加談判。我們商定由我打電話給華盛頓的迪安·臘斯克和其他人,解釋他想做的事。雖然迪安·臘斯克反對延長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列事,因為他明白我已經說服了總統。

第二天早飯以後,我們在農場總統的小辦公室裡打了更多的電話。我打電話給W· 埃夫里爾·哈里曼。當總統命他就談判之事向東歐尋求幫助時,他立刻表示同意。我們打電話給喬治·鮑爾,總統命他負責協調外交攻勢。總統還命接替艾德萊·史蒂文森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會吳丹和教皇。

中午過後我離開農場回到阿斯彭,心情頗為愉快,因為做出了重大的決定。不過,我對繞開同事們使自己的建議得到總統的肯定一事頗感內疚。在我任國防部長的七年中,我只這麼做過一次。”

對北越的轟炸暫停了一個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間,關於政治措施和軍事行動的爭論十分激烈。

政府發起了公開而緊張的外交攻勢。除W·埃夫里爾·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還派副總統漢弗萊到菲律賓和印度,派助理國務卿G.·門南·威廉斯和托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個人都對外宣告華盛頓希望開始和平談判。迪安·臘斯克還制定了一個十四點計劃,邀請北越“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進行談判”。

在停火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一直在呼籲立即恢復對北越採取軍事行動,認為停止轟炸將使美軍“在軍事上處於嚴重的和越來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能向我證明暫停轟炸確實對南越的美軍不利,我將建議總統按他們說的做。

他們沒有答覆我。

這個階段,美國加強了對寮國境內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轟炸。南越的美軍戰地指揮官們逐步加強了地面作戰。一月初,他們向西貢附近的越共發動了最猛烈的進攻。一月中下旬,他們在廣義省發動了自朝鮮的仁川登陸戰役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更多的美軍抵達南越。

一月十日,我們在白宮又展開了辯論。林登·B·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無任何結果,所以傾向於幾天後恢復轟炸。我請求他延長停火時間,以便謀求談判。我認為等到月底在軍事上也無不利之處。厄爾·G·“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參謀長們說:“每拖一天,情況都會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蘭特·夏普呼籲恢復並加強轟炸,包括炸斷從中國通往越南的交通線。他認為這樣的行動“將迫使敵人坐到談判桌上來,或者會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參謀長們在六天後呈交的一份備忘錄中附和此議。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報告,說北越每月可以輸送四千五百人,運送的物資也足以支援在南越的重大軍事行動,儘管我們對交通線進行了封鎖。封鎖工作耗費了大量炸彈,以下事實足以說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們投擲的炸彈超過朝鮮戰爭高峰月投彈量的百分之五十。中央情報局的獨立情報也證實了這一點。小格蘭特·夏普和參謀長們建議轟炸各個港口和機嘗油庫及兵工廠等目標,但中央情報局的國家評估委員會認為這樣做不會“對南越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行動產生嚴重影響”。中央情報局負責制定計劃的副局長理查德 ·赫爾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上向總統直言不諱地說:“加強對北越的轟炸阻止不了其對南方的物資運輸。”

關於轟炸能否產生效果的爭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以來關於空軍的最新一輪爭論。在此後的兩年中,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為止,爭論仍未結束。

總統面臨著困難的抉擇。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總統的尷尬。沃爾特·李普曼寫道:“總統在心底裡必須在一場大戰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間做出選擇。”理查德·拉塞爾在參議院也發表了同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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