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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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們必須確定：我們是否願意採取必要措施打贏越南戰爭，結束我們承擔的義務。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種選擇是抽身而退——這是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準備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B·約翰遜總統彙報了我的想法。我對他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最好繼續停火至越南的春節（一月底）以後，以便讓北越有足夠的時間對幾個渠道的接觸做出反應，也使我們的民眾和國際社會相信，我們給北越留出了足夠的時間。”

“我想你瞭解我的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們可能已經取得不小的進展了。對此我並不感到懊悔。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寬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認為你瞭解我的自然傾向。”

顯然，林登·B·約翰遜認為暫停轟炸是個錯誤，必須恢復轟炸行動。雖然我仍然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過高地估計了封鎖所能產生的效果，但我現在也覺得恢復轟炸是必要的。我們必須開始轟炸以平息關於暫時停火使敵人的滲透更加嚴重的批評意見，並避免給河內、北京和我們的人民以錯誤的訊號。迪安·臘斯克和我還擔心右翼勢力施加壓力讓我們轟炸靠近中國邊境的目標，就像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前美軍所做的那樣。我們呼籲嚴格控制轟炸計劃，要嚴於參謀長們的預期尺度，從而儘量減少中國介入越戰的危險。

總統謀求對他即將做出的決定的廣泛支援。一月二十八日，他召來四位“哲人”　（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倫·杜勒斯和約翰·麥克洛伊）。他們贊成對北越恢復轟炸，並增加在南越的美軍數量。在兩天後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總統正式決定恢復轟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援立即擴大戰爭規模，包括對北越的全面轟炸和把美軍數量增加到五十萬人”。

聖誕節的暫停轟炸到底產生了什麼影響？某些批評家指出，在暫停轟炸期間，美國空軍加強對寮國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鎖行動以及美軍在南越的地面作戰行動，使我們給北越傳遞的和談資訊走了樣。無論如何，暫停轟炸沒有產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確實使得林登　·B·約翰遜總統對延長停火期限失去了興趣。

許多人批評我們的公開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庫珀後來評論道：　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們使用了大錘。在需要謹慎和機密行事的時候，我們卻舉行了七月四日的大遊行。在一項激動人心的建議即可打動河內的時候，我們卻公開宣揚每一種具有轟動效應的建議。我們沒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十四點和平計劃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沒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繚亂的穿梭訪問之中。簡而言之，總統就像一個有三個演出場子的大馬戲團的領班，而不是精心設計的外交行動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庫珀是正確的，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向總統提過建議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受到責備。

政府曾做過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國駐緬甸大使亨利·A　·拜羅德轉告北越駐緬甸總領事武友炳（音譯），如果河內“能為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暫停轟炸的期限可以延長。幾天後，河內的廣播電臺譴責暫停轟炸是“陰謀詭計”，並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點”，即“南越的內部事務必須按照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決”。武只是向亨利·A·拜羅德重申了河內的強硬路線，作為對亨利·A·拜羅德給他的資訊的答覆。

暫停轟炸獲得成功了嗎？此舉顯然沒有立即導致和談的開始。但在當時，支援此舉的人也不認為能馬上促成和談。我們只是把此舉視為最終和平解決問題並結束戰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有效果嗎？如果沒有，那麼它的失敗是由於我們的固執還是由於河內的毫不讓步呢？抑或兩種因素都有？在河內開放其檔案之前，我們將無從得到答案。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開始寫這一章時，致力於研究越南戰爭已十餘年的歷史學家喬治·C·赫林出版了一本書。他寫道：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暫停轟炸結束以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影響開始減弱。這位國防部長推動了停火計劃和和談建議，總統雖然不情願（因為有違他的判斷），但還是批准了。當這個計劃如林登·B·約翰遜預料的那樣失敗以後，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一貫正確的形象受到了挑戰，總統讓他為這個重大的政策失誤負責。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後，這位不屈不撓的國防部長越來越懷疑這場戰爭能從軍事上取得勝利。當他的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