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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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對冀中的“掃蕩”變得重要起來，那麼沒有詳細的作戰計劃是不行的。1942年三四月間，日華北方面軍各主任參謀進行了現地偵察及研究準備工作。4月中旬，在日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有末精三少將主持下，在保定附近召開“現場會”，研究對冀中的作戰和“討伐”。三四月間，日軍兵力也開始集中。駐冀中地區的日軍開始集結，以偽軍代替守備。4月7日原駐武漢地區的日軍獨立混成第9旅團，開始向冀中移動。原駐石門的日軍獨立混成第8旅團，調往冀南邢臺。日軍還加強了對冀中的情報工作，破獲了冀中軍區電臺的密碼，已能掌握其動向。偵悉冀中軍區司令部“在同一地點，從不連住三天。”到了“4月中旬，方面軍制定了包括詳細專案在內的作戰實施計劃，”這時，距“五一”大“掃蕩”，只有半月時間了。該“計劃”聲稱，此次對冀中“掃蕩”的手段及目的是：“對以呂正操為司令的冀中地區的共軍主力，進行突然襲擊的包圍作戰，摧毀其根據地，同時在政治、經濟、思想上採取各種措施，以便將該地區一舉變為治安地區。”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岡村寧次下了相當大的本錢，據日方文獻，此次“掃蕩”直接參戰的日軍部隊有第41師團主力，獨立混成第9旅團一部，由第110師團、26師團各一部組成的白瀧部隊及獨立混成第7旅團一部組成的小川部隊，“共計步兵十八個大隊為基幹”，另有110師團、27師團及空軍一部配合作戰。共計日軍約5萬人。1942年秋季，日軍對冀東的“掃蕩”，出動兵力為步兵約11個大隊；對冀魯邊區的“掃蕩”，出動兵力為步兵約10個大隊。1943年春季對冀西的“掃蕩”，出動步兵12至16個大隊、秋季對冀西的“掃蕩”，出動步兵20個大隊，對魯中的“掃蕩”，出動步兵9個大隊。透過上述“掃蕩”日軍使用兵力的比較，我們可以感受到日軍對冀中“掃蕩”出動18個大隊，是相當大的壓力。日軍對冀中“掃蕩”的詳細計劃，一方面，確比以往周密；另一方面，也不是無懈可擊，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倉促的。這個計劃，與1940年日軍第十一軍對宜昌地區國民黨軍發動的“掃蕩”在大的框架上，是十分相似的：第一，在“掃蕩”前，也對周圍地區進行了佯攻，4月23日，以獨立混成第14旅團進攻九江，20日開始，以海、空軍部隊攻擊洞庭湖一帶。把國民黨軍的注意力引向正南，然後突然向西發動進攻；第二，也是五月一日發動的進攻；據稱，此次作戰，國民黨軍遭受嚴重損失。“蔣介石總統最感到危機的時刻，就是宜昌作戰的時候。”而國民黨軍作戰失利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雖然料到日軍即將發起進攻，但沒能準確判斷日軍的主攻方向。日方文獻聲稱：“敵方似乎早已偵知日軍的進攻企圖，但對進攻方向並未得出準備判斷，推測或是宜昌方面或是襄陽方面，頗有戰戰兢兢的狀態。”而此次宜昌作戰，又“完全可以說只是一年前在此地進行的‘襄東會戰’的再現。那次會戰的時間也是5月1日開始，在同一戰場經過大體相同的戰鬥。”

日軍在戰役指揮上，水平並不高，十分僵硬、死板，不僅進攻的框架大同小異，而且連發起進攻的日期也不作變動。宜昌作戰，是由岡村寧次曾任司令官的第十一軍，在他調任後幾個月實施的。到了1942年，匆忙之中要制定對冀中的“掃蕩”計劃，岡村寧次及其下屬，很可能會想起這次成功的戰例，並如法炮製。所不同的只是規模不同，宜昌作戰的規模當然要大得多，“參加此次戰鬥的重慶軍約47個師30萬人。日軍兵力只54個大隊。”

“五一”前夜1942年4月7日——距“五一”大“掃蕩”24天。

上一年年底調往武漢地區的日軍獨立混成第9旅團，開始從武漢移向冀中地區，至4月中旬，已大體完成配備，旅團部設在石德路上的衡水。

1942年4月10日——距“五一”大“掃蕩”21天。

原駐山西臨汾的日軍第41師團主力，接到命令準備向冀中地區移動。

1942年4月18日——距“五一”大“掃蕩”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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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倒計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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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日本首都東京天氣很好，在“午後零時三十分頃”，從浙江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