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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裡做事，候選人英語必須說得好，因此我當代議士工作效率會比他高。不過，當我到另一個廣東人聚居區萬達街出席人數最多的群眾大會時，我做了最大的努力，說了幾句華語。友善的《新報》記者易潤堂替我寫了兩段話，原來只要三分鐘便講完，他卻花了幾個小時教我讀。群眾支援我，為我所做的努力喝彩。
但是問題還沒結束。親共分子完全不支援我，也不關心我的競選命運，我從中得到了重要的教訓。說華語和方言的左翼工會和華校中學生集中一切力量，到武吉知馬和花拉公園協助林清祥和蒂凡那，完全不幫我和其他候選人。有了這次的經驗，如果我過去對他們聽誰的命令還有懷疑的話，現在疑雲全消了。我們只是為了雙方的方便才組成統一戰線。他們要他們的兩個人當選，我只是因為掩護了他們，才對他們有用。我絕不會忘記這件事。
這次競選活動，跟1951年我在加東擔任黎覺的選舉代理人的情形完全不一樣。那是上流社會的活動，開茶會、設晚宴，招待180萬人口當中的4800O個登記選民。在新加坡出生的人自動登記成為選民後，1955年共有30萬選民，六成說華語和華族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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