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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宋子良等人與孔、徐相比更有過之而猶不及。第二年即1936年,重演孔、徐“二三關”風波案,利用權力在股市上興風作浪,其狠毒程度有過於上次。1936年國民黨發行統一公債前夕,證交市場謠言紛起:有的說公債將延長還本期十年,停止付息;有的說即令不停付息,亦將減息為二厘,因此市價一致看小,紛紛賣出。上海總商會電請南京財政部表明態度,澄清謠言,維持債信。而財政部接電後,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含糊其詞地回答說:政府整理公債,就是維持債信云云。看到得不到明確的訊息,許多人都聽信一些自命訊息靈通的人土話,認為債市行情有利於“做空頭”。於是賣出的人更多了,大陸銀行儲信部急忙大量賣出,經理沈季宣本人賣出更多,市價繼續下跌。
而這時宋子良等卻乘低價大量收進。他一方面紮了些毛人,手持十足證金,分向各證券號做上門多頭交易,藉以造成利多空氣;另一方面又指使他們的代理人——大陸銀行沈籟清(在徐堪任財政部長時,曾任政務次長)、國華銀行瞿季剛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於社,大放利多謠言,並由中央銀行降低套息利率來哄抬市價。這一套果然使股市一改疲軟的狀態,不斷上漲,最高時全部債券都漲到八折以上。就在這時,他們乘機丟擲,股市價格也隨之下跌,此時謠言又起。上海總商會再次致電維持債信,孔祥熙這次親自出面解釋說:“這些謠言,純屬混淆黑白,為投機者所利用”,並令中央銀行停做套息。至此才證實了原先的利多是假的,但宋子良他們的債券早已賣完,在債市再次下跌時,他們錢已到手了。沈季宣本人被整得夠嗆,由於他大量低價賣出,而宋子良利用政權關係,由財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所有公債賣戶均應一律現貸交易。”他已無貨可交,後雖經一些銀行大力支援,借給現貸,但貼費每萬元二元,甚至四元,損失與其兄沈寶昌一樣慘重,只差沒走上他的死亡之路了。
“三不公司”的一套干涉股市的做法,在孔祥熙下臺後,又被接替他的政學系所運用,繼續搞投機,同樣腰纏萬貫,滿載而歸。而把災難大量地轉嫁他人頭上,造成企業破產,家破人亡。這種官商一體操縱股市的行為,表明了國民黨的腐敗透頂
張國燾譎圖大權
1936年6月16日,飽經磨難,歷盡艱辛的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兩軍的先頭部隊終於從敵人重兵圍追堵截中衝了出來,在懋功縣達維鎮會合了。同志相見格外興奮,大家歡呼雀躍,互致問候,慶祝勝利。18日,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領導率領紅一方面軍的大隊人馬也趕到了。先期到達的紅四方面軍領導張國燾親自出來迎接,與各位領導握手、祝賀。
這次久別後的相見,最使張國燾感到意外和吃驚的是,紅一方面軍的人數之少,裝備之簡陋比他想象的還要糟,部隊衣衫襤樓,疲憊不堪,這一切強烈地刺激著他那醞釀已久的野心。就是要取得對中央和紅軍的支配權,和實施向西發展的方針。但過去由於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反對他還不敢有什麼大舉動,而這一次當他看到紅一方面軍人槍少,而他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則在這兩個方面都遠遠佔有優勢時,他隱隱約約地感到可以憑此來,實現自己的願望了。
不久前所作的嘗試仍使他念念不已。5月18日,他在茂縣成立了“中央西北特委”,31日又宣佈成立“西北聯邦政府”,並自任主席,處處向人暗示今後中國革命的重心在西康、西藏、青海、新疆一帶。正當他自命得意的時候,中央的一封來電,使他有如遭當頭棒喝,頓時懂了,但心裡感到很不服氣。原來中央得知他的這一套之後,為了不影響團結和大家對革命發展方向的理解,電令他立即取消“西北聯邦政府。”6月16日,中央軍委又兩次致電四方面軍,指出今後一、四方面軍的總方針應是向著岷江、嘉陵江之間發展,佔領陝、甘、川三省邊界的廣大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並要求他率軍北上,佔領川北戰略要地松潘。中央之所以反對他的西進方針,是因為西康、西藏、青海、新疆都是少數民族地區,那裡人口稀少,經濟不甚發展。如果退向這些地區,則不僅使紅軍在給養、兵源方面發生困難,而且由於它遠離全國中心地區,遠離抗日前線,而不能推動全國的抗日革命高潮。
但張國燾卻認為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長征,是中國革命進入低潮,處於“總退卻”階段,退到西部可以求得與國民黨暫時的休戰,待機再起。可他沒有想到退到這些地區會使紅軍的發展變得更艱難。最後“誠”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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