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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本質,認為“不誠無物”。其學說經孟軻發展,後,他雖然懾於壓力取消了成立的那兩個機關,但他的想法仍然沒有變。在回覆16日中央軍委的電令時還說,川北地區給養困難,岷江水深流急,不宜沿江北打松潘,應向西或向南行進,或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他發電的第二天,中央就已隨一方面軍主力到達了。張國燾雖感到有些突兀,但轉而一想,中央來了也好,可以當面說服他們,這比在電報中說更方便、更清楚。6月26日黨中央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召開兩軍會合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張國燾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很好的機會。開會時,周恩來首先發言,再次重伸了向北發展,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張,要求兩個方面軍統一意志,統一指揮。
周恩來剛一說完,張國燾迫不及待地搶先發言。因為周恩來的發言正好給他樹立了要批駁的物件,他可以針對此提出自己的意見。他說,要打松潘可以,但我們對那裡以北的情況不太瞭解,有可能遇到胡宗南的主力部隊,估計有二十多個團,如果我們有力量消滅胡宗南的二十多個團,也就可以有能力向成都打。雖然這樣打也要碰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軍,但這卻比北上要碰到的困難和不利條件要少得多。因此,我仍主張向南或向西發展。
張國燾正式發起宣傳自己的主張和做說服工作的攻勢了。毛澤東見張國燾還是原來那個調,心裡暗想,張國燾真是個老頑固,但為了免於太刺激了他,毛澤東沒有直接反駁他去找出它的內部結構。參見“索緒爾”。60年代,法國文化人,而是正面說理分析道:“應該力爭在6月底以前打下松潘,這樣才好北上甘南、陝南;否則,天冷了,過草地就太困難了。四方面軍是主張打成都的,我們應該向他們作解釋工作,兩軍要統一認識、統一行動。”
可博古是個直性子的人,說話喜歡直來直去,他毫不留情面地說:“南下、西進方針好比是麻雀鑽陰溝,只有死路一條。”張國燾一聽這話臉上一變,顯出一種不滿的神色。後面的幾位同志發言也都是贊成北上的。張國燾一看形勢對他很不利,於是也不敢硬頂,只好勉強地同意了。
6月29日,中央軍委釋出了關於《松潘戰役的計劃》,決定一、四方面軍編成五路大軍,迅速北上奪取松潘。
張國燾悶著一肚子的氣回到紅四軍駐地,博古那句刺激性的話還時時在他的耳旁迴響,心裡越想越氣,越氣就越不服,然後憤憤地自語道:“我就是不執行之天的觀念。唐劉禹錫、柳宗元批駁天命觀點,認識到自然,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因此,他回來後,不是召集幹部們來傳達會議的精神,而是叫幹部們來聽他洩私憤。聲稱現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竟然讓紅軍北去鑽胡宗南大兵團的大口袋,這不是去送死嗎?因此,我們要認真地審查中央的路線,看看有沒有什麼陰謀,在認識清楚以前我們絕不執行這條路線。張國燾放的這些空炮,造成了四方面軍幹部思想的混亂,產生了對一方面軍的不信任情緒。
7月9日,張國燾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陝省委,向中央提議改組中央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並提出由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陳昌浩是四方面軍的政委,也贊同張國燾的主張。7月18日,他在張國燾的授意下,致電朱總司令,提出由張國燾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並要求給軍委以“獨斷決行權。”同時,又在四方面軍中為樹立張國燾的威望大造輿論,指使一些人大肆吹捧他的“革命歷史和功績”,提出要張國燾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為了取得一些領導的支援,他還進行拉攏和收買的活動。他利用陳昌浩曾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的關係,指使陳多次找張聞天談話,希望張聞天支援張國燾.還派秘書長黃超給彭德懷送牛肉乾、大米和銀元。張國燾還親自找王稼祥談話以圖拉攏。
可是,這些活動並沒有收到他所預期的效果,反而碰了不少的軟釘子。針對陳昌浩的活動,中央先是電令他限時改正,所拉攏領導人不僅沒有一個人贊同他級、政黨和領袖的相互關係。指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而且還批評他不要知錯不改,否則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還害了革命。彭德懷對他送銀元一事非常反感,也因此對他提高了警惕,他後來回憶說:“送了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銀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的卑鄙手法”。
張國燾看到自己煞費苦心想出的計謀就好象雞蛋碰到了硬石壁、一個個都破碎了,心動中積蓄的憤怒就象火山爆發一樣傾洩而出。他咬牙切齒地說:“哼!好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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