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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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促使日本當局確定了以“慫蔣反共”為主的方針，對中國革命進行破壞。在英美關係方面，蔣介石派宋子文、王正廷等與英美有關人士接觸，打通關節，美國還派代表到南昌同蔣介石會談。

在國民革命軍進佔南京時，英美帝國主義進行了公開的武裝挑釁，使我軍民數百人傷亡，財產受到重大損失，釀成了“南京慘案”。隨後，英美、日等國繼續向中國增兵，形勢緊張。蔣介石不積極組織還擊，不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反而向它們道歉，並嫁禍於人。指使人與日本駐南京領事接觸，說，這次事件“非黨軍領導之意，而是軍隊內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產黨支部成員共同策劃製造的”，聲稱已解散共產黨支部，表示願與英美等國談判善後問題。接著，蔣派人到上海前往上海訪英、美、日、法、意駐滬總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蔣介石到上海後，親自接見日本駐滬總領事館。他還公開宣佈：“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來改變租界的現狀”，“保證與租界當局及外國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這表明蔣介石為了得到列強的支援，已改變國民革命反帝的綱領，力求適應帝國主義的要求。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蔣介石在開完反共秘密會議的當晚，就派黃郛向日本總領事矢田通報政變計劃的細節，告知蔣介石將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取代武漢派，南京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具體措施“首先要做的是解除工人武裝”。在矢田的轉達和周旋下，英、美、法、日、意５國的態度漸趨向一致。決定向武漢政府提交抗議“南京暴行”的照會，並派軍艦陸續向漢口集結，只向蔣介石送交一個副本，同時又向蔣表示駐滬的外國武力願意與他協同行動。

博篇第29節　尋求靠山，改弦更張（2）

第三，爭取江浙財團的支援。這一舉措，一舉兩得，江浙集團是民國時期以上海為中心的江蘇、浙江兩省的大銀行、大企業資本集團的統稱，是舊中國最大的財團。掌握著中國主要經濟命脈。銀行資本掌握著金融實力，是這個集團的代表，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迅速發展起來的。至２０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財力雄厚的大銀行，其主要特點是以上海為主要活動基地的若干大企業資本集團和大銀行在一定程度上的結合。有的工業資本家參與銀行的投資，而銀行也增加對工業的放款，並對工商企業起一定的控制和監督作用。與江浙集團聯手，就就等於有了財神爺的支援。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他們與英美有關歷史與現實的密切聯絡，這種關係透過經濟利益緊密聯在一起。與江浙財團聯手，更易於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財團主要成員，而蔣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與江浙財團的頭面人物虞洽卿有過密切交往，有著一種特殊關係。

就江浙財團的構成而言，江浙財團的主體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它的投資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於買辦或者繼續兼任買辦職務，有的是北洋時期的軍閥官僚，而多數則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既帶有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資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援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軍閥政府的鬥爭。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後，也有人對廣東革命政府有過某些聯絡和支援。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工人運動的空前高漲，使他們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表現出動搖性和妥協性，而對蔣介石表示賞識和支援，這也使得蔣介石有機可乘。

１９２７年１月，蔣介石在武漢寧波會館與江浙資本家以及工商界頭面人物會面，明確表示他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和工人運動，同時還含蓄地透露，蔣介石正在策劃的陰謀。虞洽卿、錢永銘等江浙集團頭面人物，親自到南昌同蔣介石秘密晤談，共同策劃反共清黨，鎮壓工人運動諸問題。這些人回上海後，在上海總商會之外，組織了一個上海商業聯合會，旨在配合蔣介石的行動，為其籌措軍事經費。正如該會自己聲稱，是為“對外應時勢之需要，對內謀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這個商會拉攏了不少資本家入會，包括了江浙財團的主要人物。

評析：

蔣介石尋求靠山，改弦更張並非即席之作。宋藹齡對他的遊說與其說是開導，倒不如說是，把蔣介石的內心世界點明，實為一拍即合。蔣介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須藉助外部力量，尋求靠山，改弦更張只是遲早的事情。隨著自己勢力的擴大，權力擴張，自恃羽毛已豐，決意背叛革命，而尋求靠山則是反革命戰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