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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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組成部分。

他精心策劃、有組織地實施的：首先，組織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透過這個班子四處活動，打通關節；其次，明確重點，以點帶面。在尋求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援方面，以與日本打通關係為突破口，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在中國尋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現更為迫切；另一方面，蔣介石等人大都曾經留學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聯絡起來比較便捷。再次，主動出擊，以內促外。在尋求國內力量的支援方面，蔣介石重點放在爭取江浙集團的支援上，他派人主動與江浙集團聯絡，為了得到他們的信任，甚至向他們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團與英美帝國主義在經濟利益上有著密切聯絡，與江浙集團結成聯盟，勢必促進同英美關係的發展。

由於有了江浙財團的支援，有了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帝國主義的撐腰，蔣介石有恃無恐地進行反革命叛變活動。就其個人和其所代表的階級而言，蔣介石改弦更張，尋求新的靠山之舉獲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們稱為“大英雄”。然而對於國家和民族，對於全國人民而言，一個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變而被葬送，蔣介石有負於國家，有負於民族，有負於全國人民，不是什麼“英雄”，而是罪人。

博篇第30節　以退為進，爭取主動（1）

以退為進，轉移矛盾和視線，等待機會重新掌權，是我國曆史上的官場慣用的伎倆。但論起用此道之頻繁，用得遊刃有餘，那還算只有蔣介石了，真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事例：

蔣介石發動“四&#8226；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遭到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的討伐。國民黨於４月１８日下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其所兼各職。他在南京作出決定，否定武漢國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組建南京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非法建立，舉國反對。

此時已回國在上海同意對共產黨採取“暫時應急之法”的汪精衛，悄悄回到武漢，以左派領袖的姿態出現，努力適應那裡的革命氣氛和高昂的反蔣呼聲，他題詞道：“中國國民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了，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起開去。”大唱革命高調，舉起“聯共反蔣”的旗幟，與南京政府相抗衡，以達到自己重新掌權的目的。隨著革命形勢的急轉直下，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某些上層分子對三大政策日漸懷疑，動搖而趨向反對，武漢政府逐漸向右轉化。在寧漢對立的情勢下，汪精衛企圖拉攏貌似中立的馮玉祥反蔣、“分共”。親自前往鄭州與馮玉祥會晤，不惜對馮作出許多讓步，終於對“分共”問題“取得了一致看法”；但馮玉祥不同意討蔣，而是規勸漢方“息爭”，主張寧漢聯合繼續北伐。蔣介石也極力拉攏馮玉祥，給他提供鉅額軍事援助，馮玉祥大為感動，表示今後“當唯蔣總司令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寧漢合流。汪精衛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武漢舉行秘密會議，悍然決定“分共”，七月十五日舉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擴大會議，正式宣佈與共產黨決裂。

汪精衛公開宣佈與共產黨分裂後，國民黨陣營形成三個主要派系，以蔣介石、胡漢民、李宗仁為代表的寧派；以汪精衛、唐生智為代表的漢派；以張繼、許崇智為代表的滬派（即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

蔣汪在反共的基礎上實行了形式上的聯合，但又各人自封為正統，展開爭奪權力的角逐。儘管蔣介石極力拉攏汪精衛，想寧漢“息爭”，但是，汪精衛對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為心有餘悸，更不能容忍蔣無視武漢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徑。為了確保自己的“正統”地位，提出了蔣介石必須下野作為各方和解的強硬條件。併發兵東進討伐蔣介石；同時拉攏寧方中的桂系，與他們“通力合作，共除兇孽”。

桂系協助蔣介石發動了“四&#8226；一二”政變，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卻處處受蔣掣肘，未能滿足奪取大權的慾望。雙方貌合神離，互存戒心。在寧漢軍事對峙，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形下，對於蔣介石來說控制軍隊最為重要。當時，他在控制黃埔嫡系部隊的同時，乘北伐之機收編了大量的北洋軍閥舊部，這些部隊沒有多大的戰鬥力；而一些嫡系將領雖裝備優良，但在勝利的情勢下，驕橫放蕩，軍隊紀律敗壞，戰鬥力也不強。戰事失利，尤其是他所指揮的部隊，協同白崇禧部與孫傳芳等部北洋軍作戰時，全線潰退，引起輿論大譁。

在蔣介石四面楚歌的時候，李宗仁和白崇禧決定趁機向他攤牌。白崇禧擁兵自重，拒不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調兵兵不動，遺將將不聽。他心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