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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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逆潮流而動，槍桿子最終無法挽救其政權覆滅的命運。

博篇第3節　志向豈止在封侯（1）

蔣介石年少立志，給自己確定了奮鬥目標。他的遠大理想，可以用其寫的“志向豈止在封侯”詩句作抽象的概括。這是一個既有革命理想的追求又蘊含著個人野心的雙重笥的目標。

事例：

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時，在給表兄單維則寄的一張照片上題寫了一首七言詩：“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常言道詩言志，這首詩充分地表達了他的志向和抱負。

平心而論，很難說這首詩是虛偽之詞，它比較真實地反映出蔣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蘊含著救國救民的民族意識。因為，他在旅日期間受到革命環境的影響。留學日本期間，經陳其美介紹加入了孫中山在日本剛剛創立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當時同盟會聚集了諸如黃興、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劉揆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蔣介石雖然還是個無名之輩，但是，受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深深的影響和薰染，激發了他的革命激情。在這一群體中，年輕人胸懷大志，指點江山，縱論天下大勢，探討革命真理。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所載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等人的文章，衝擊盪漾著人們的革命情懷。

１９１０年６月，孫中山自檀香山到達日本，由陳其美介紹，約見了蔣介石，孫中山雖對蔣沒有特殊的印象，卻認為“他一定會成為革命實行家”。還勉勵道：“革命黨的青年，應該不計名位，而要為革命任務犧牲。”蔣後來回憶此次會見時說：“我接受了這個訓示以後，就立定了志願，要實踐這個訓示，絕不辜負總理對黨員的期勉。”蔣介石的這首詩是他接觸革命志士後的心境寫照。

當他得知辛亥武昌首義的訊息後，立刻向部隊請求退出，想回國參加革命。在告別酒會上他表示，此次回國要幹出一番事業來。回到上海後，被派往杭州指揮光復之役，他給母親寫了一封訣別家書，表示決心殉身革命。他積極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活動，在革命事業屢遭挫折的情況下，他沒有放棄。正因為這樣，孫中山表達了對他的良好印象，稱蔣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不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這是一個方面。

與此同時，“東渡志豈在封侯”還蘊含著另一面，那就是幹一番大事業，以達到個人出人頭地的野心。這種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長，在特殊環境顯露，並隨著權勢的增大而急劇膨脹。

１９２５年５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最高權力出現真空，由誰來繼承孫中山的位置，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大難題。就蔣介石當時的地位和聲望而言，並不在人們的視線內，也無力直接參與問鼎，但蔣介石權欲隨之膨脹，窺測著時機，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和現實條件的變化，為蔣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權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機。

自孫中山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之日起，國民黨內部就開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國民黨內真正的左派，多在中下層，上層除中共交叉成員外，屬於右派和中偏右的居多，廖仲愷在國共合作中起著關鍵作用，孫中山逝世後，這種在權力中樞的作用更加突出。胡漢民則是右派勢力的核心人物，一開始就不大讚同孫中山聯共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因懾於孫中山的權威，沒有公開反對，孫中山逝世後，他便開始積極反共。汪精衛在黨內和廣東國民革命政府中的地位顯赫，他一直是以左派面孔出現。支援他們繼任的呼聲都有。１９２５年８月，廖仲愷被刺殺，這給打著左派旗號的汪精衛帶來了一次排斥胡漢民的機會，但更重要的是給蔣介石帶來了發達的良機。

廖案發生的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派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處理廖案。由於許崇智手下的將領捲入了廖案，使許的處境難堪，所以，特委會實際上為汪蔣二人所把持。隨著調查的進展，人們把暗殺與胡漢民聯絡起來，特委顧問鮑羅廷斷定，胡漢民至少是這一謀殺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他怎麼說，他預先是知道這個陰謀的。”

汪精衛欲藉此機會倒胡。蔣介石同胡的私交雖然不錯，但眼下是個千載難逢的提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好機會，怎能輕易放過？他決定助汪倒胡。經他周密安排，到胡宅搜查嫌疑兇手，不僅給胡漢民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