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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絕道:“孩兒立志要幹一番大事業。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別人的顏色行事,我絕不做生意!”這樣,王氏在徵求蔣妻毛福梅的意見後,只好同意了兒子的意願,蔣介石在毛氏的支援下到鳳麓學堂求學。然而,鳳麓學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舊的學校,新瓶裝舊酒,雖然也開設了一點英文、算術之類的課程,但主要還是《禮記》《周禮》等陳舊的東西;教師多是迂腐守舊之徒,不能滿足學生的需要。同學們推舉蔣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學內容,他在陳述理由時,“盛氣趨前,情態激烈”,激怒了校方,聲言要扭送官府查辦。蔣介石憤然退學。
後經舅父孫琴鳳的介紹,他被送到寧波箭金學堂。在箭金學堂讀書期間,博學的顧清廉老師,教學生們讀周秦諸子、《孫子兵法》、《說文解字》,講世界大勢,鼓勵學生出洋留學,使蔣第一次知道當時中國有一個革命的孫中山先生。顧還將自己一部心愛的經過一番圈點的《曾文正公集》贈給蔣介石。這是一部對蔣介石來說堪稱《聖經》的書,蔣對曾崇拜有加,視曾國藩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會新風的影響。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大動盪的年代,隨著以士為首的國民社會的解體,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開始出現好男兒投筆從戎的風尚,人們把眼光紛紛投向那些原來根本不注意的軍事學堂或者法政學校,以便從那裡找到發展的門徑。同時,留學日本也蔚然成風。他的老師顧清廉鼓勵學生們出國學習軍事,說:“青年欲大成求新,當出國留學異邦。”一直渴望能出人頭地的蔣介石,似乎也從這裡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1906年春,他乘船東渡日本求學,因沒有朝廷公派文書未能如願。回國後,考入了全國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的前身)學習。第二年,由於在學堂表現出色,加上自己有意爭取,經過考試被公派去日本軍校留學。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於是他緊緊地把握,不顧母親和妻子的反對和阻撓,再次東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讀日本士官預備學校――掁武學校。1910年畢業以後,他被分配到日本駐新瀉縣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佩二等兵軍銜,後升為上等兵,也稱士官候補生。當兵期間,平常很少說話,沒有什麼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過讓他和普通的兵一樣,派去掃馬房的時候,他的臉上現出難為情的神色。由於軍隊裡的軍紀關係,一切都是遵照長官的明令,不得不服從。
在日本學習軍事和當兵實習,使他對治軍有所感悟,認為“一國軍隊如果做到精強戰力,就要有三個要素:絕對服從命令;軍隊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軍隊為士兵最優良的職業學校。”
評析:
少年蔣介石沒有因循長輩為其設計的透過獲取功名走仕途發達之路的人生軌跡,而是棄文習武。促成他做出這樣選擇既有外部環境的影響,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確定人生目標追求是最大特點,就是勇於摒棄舊俗,大膽接受新風。戊戌變法後,科舉制度雖然依舊進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蔣介石到寧波第一次參加科舉,目睹科舉的腐敗黑暗,感到痛心和憤怒。同時,他開始隱約感悟到社會的新趨向,即倡導學習西方文明的新學,以及長期處於邊緣地帶的軍人群體,漸漸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為一種時尚,並潛意識地把自己人生目標追求,同這種新的社會風氣聯絡起來。
留學日本已蔚然成風。他的老師顧清廉鼓勵學生們出國學習軍事,老師的點撥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他對新風視而不見,墨守成規的話,那麼他是不會回應的。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正是因為他內心有一種吸納新風的衝動,所以老師的號召在他的內心產生震撼,一直渴望能出人頭地的蔣介石,似乎也從這裡看到了自己的前程。於是,做了棄文習武,東渡扶桑的抉擇。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蔣介石到日本求學的道路並不平坦,隻身到日本因沒有清政府的推薦公函,無功而返。但他並沒有放棄,而是回國投考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刻苦學習,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同時積極向校方爭取,終於如願以償。
棄文習武,東渡扶桑,對於蔣介石來說,是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第一個座標,從此他的前途命運與槍桿子緊緊地聯絡在一起,他依仗槍桿子發跡得勢,取得榮耀和輝煌,攫取軍權、黨權、政權,直到坐上權力的最高寶座。然而,這一決定命運的選擇,也使他染上致命的弱點:尚武精神使他過於迷信槍桿子,在執掌全國政權後,仍堅信槍桿子萬能,奉行強權政治,而根本不願真正吸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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