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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是個人野心的催化劑,又是野心膨脹的助推器,權力增大野心更大。為了掃除阻礙,他下定了“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耳”的決心,一步步地實施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排擠汪精衛的計劃。
博篇第4節 志向豈止在封侯(2)
1926年3月,蔣介石一手製造了“中山艦事件”。1926年3月18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派人並致函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調“中山艦”開赴黃埔,聽候差遣。到黃埔後,因獲蘇聯考察團要參觀中山艦的訊息,經電話請示蔣介石後,返回廣州“預備參觀”。儘管如此,蔣介石懷疑中山艦此行是要劫持他去海參崴。他的親信也到處散佈謠言,說中山艦“擅自行動”,是“共產黨要暴動,推翻國民政府,組織工農政府”。還說什麼“中山艦要炮轟黃埔軍校,共產黨要趕走蔣介石”。3月20日凌晨,蔣介石令歐陽格派人闖進私寓,將李之龍逮捕。接著,調動軍隊和警察,斷絕廣州市內交通,宣佈戒嚴;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包圍蘇聯顧問團住宅,監視蘇聯顧問行動;佔領中山艦,解除中山艦的武裝;逮捕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同時取消第一軍的黨代表制,要求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全數退出,對汪精衛的住宅也以“保護”名義派兵包圍。
蔣介石製造這一反共事件激起了公憤,“譚延輳А⒊糖薄⒗羆蒙疃級越�槭�宦��炫嗟隆⒗罡A鐘行┒�。��骶�枷臚��槭�梢幌隆!本」艿襯諭夥椿骱羯�苛遙��膊�車牧斕薊�夭扇×送巳謎�摺=�槭�沒�硎臼且懷 拔蠡帷薄N�私饈汀拔蠡帷保�諭艟�來睬翱�艘桓穌�撾�被帷M艟�饋⑻費雨'、蘇聯顧問都客氣地表示了歉意,而蔣介石倒反而一句話都沒說,精神上佔了優勢,政治上得到極大成功。汪精衛感到形勢無法挽回,難以行使這個“主席”的權力,表示“不再負政治責任”,隨即離開廣州,經香港到法國,長期僑居國外,剛剛回國的胡漢民本來想進行活動,在這種政治氣氛下,不得不再度離粵。4月,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聯席會議推舉,蔣介石取代汪精衛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奪取軍權初步得手,從而取得了奪取領導權的初步勝利。
評析:
俗話說,詩言志。蔣介石在日本寫的“東來志豈在封侯”的七言詩,比較充分地表達了他的志向和抱負,其內涵具有兩重性。
一方面,它比較真實地反映出蔣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蘊含著救國救民的民族意識。當時一批革命黨人雲集在日本,謳歌革命新風,呼喚民族覺醒,探求革命真理,商議救國方略。蔣介石在同他們接觸,受這些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影響和薰染,激發了革命激情。尤其是他有幸見到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受到啟迪與鼓勵,對其確定革命志向的影響是重大的,他後來回憶此次會見時說:“我接受了這個訓示以後,就立定了志願,要實踐這個訓示,絕不辜負總理對黨員的期勉。”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當革命風暴到來時,他義無反顧地回國投身於革命。回到上海後,被派往杭州指揮光復之役,他給母親寫了一封訣別家書,表示決心殉身革命。他積極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活動,在革命事業屢遭挫折的情況下,他沒有放棄。正因為這樣,孫中山表達了對他的良好印象,稱蔣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資,雖夷險不測,成敗不定,而守經達變,如江河之自適,山嶽之不移”。這是革命性的一種表現。
“東來志豈在封侯”的詩句還蘊含著另一重意義,那就是幹一番大事業,以實現到個人出人頭地的野心。這種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長,在特殊環境顯露,並隨著權勢的增大而急劇膨脹。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最高權力出現真空。就蔣介石當時的地位和聲望而言,並不在人們的視線內,也無力直接參與問鼎,但蔣介石權欲隨之膨脹,窺測著時機,一系列事件'被遮蔽廣告'的發生和現實條件的變化,為蔣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權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機。他利用廖仲愷被暗殺案,玩弄權術,借題發揮,逼走許崇智、驅逐胡漢民,使自己一躍成為僅次於汪精衛的領袖級人物。接著製造“中山艦事件”,既把共產黨人排斥出一軍和黃埔軍校,又逼走了汪精衛,使自己走近最高權力的位置。
權力是個人野心的催化劑,又是野心膨脹的助推器,權力增大野心更大。為了掃除阻礙,他下定了“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耳”的決心,為了攫取最高權力,義無反顧,不擇手段,墮落成卑劣的小人。
博篇第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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