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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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使政權，實際上就是國民黨一黨專制，以黨治國。在“訓政”伊始，蔣介石強調，必須“以黨治國”，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完全聽命於國民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國民黨中常委會透過的《訓政綱領》，把國民黨法定為最高訓政者，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法定為最高權力的決策機構，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定為指導全國實行訓政、監督指導國民政府重大政務施行的機構。１９３１年，在蔣介石包辦下召開的“國民會議”透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這個《約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確立了以黨治國的法理。

１９４３年，國民政府改制，在形式上有些細微變化，但國民黨以黨治國的原則沒有改。國民政府委員、五院正副院長、國民政府主席都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國民政府主席不是對全國人民或全國人民選出來的代議機關負責，而只是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便是國民黨的政府。

蔣介石撕毀政協協議後，１９４６年年底，國民黨單獨召開“國民大會”，透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宣佈訓政時期結束，憲政時期開始。作為國民黨執政透過的第一部正式憲法，比較全面地規定了國體、政體、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和基本國策，在形式上也確定了一些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條文，但這部憲法的基本內容與精神並非民主政治制度，以黨治國、一黨專制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

以黨治國，實質上是一黨獨權，越俎代庖，以黨代政，弊端不少，加上，蔣介石在實際操作中，加進權術色彩，使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政制很不順暢。

在權力配置上，高度壟斷，個人獨裁。在訓政時期，國民黨獨攬大權，政務包辦，蔣介石獨裁；在宣佈進行所謂“憲政時期”後，雖有兩個御用小黨分享一點殘羹剩菜，也只不過是裝飾而已，基本政治格局依然如故。

訓政初期，國民政府主席一職，《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主席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民政府接見外使，並前行或參與國際典禮”，同時兼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１９２８年，他當上國民政府主席後，不滿足組織法規定給主席的象徵性權力，為了進一步擴大主席的權力，１９３１年６月召開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應他的要求透過修改了《政府組織法》，這個《組織法》規定，主席不僅有公佈一切法律、命令的權力，而且還有不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提請國民政府任免五院正副院長、陸海空軍正副司令及直屬國民政府各部會和五院各部長的權力。後來由於派系之爭，他居於下風，於１２月辭去副主席職務，由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為了使自己手中的權力不因此而喪失，蔣介石在辭去主席職務的前兩天，便授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又將主席權力大大削減。１９４３年８月，林森病死後，蔣介石又由此代理主席，到擔任主席，同年９月，又把國民政府組織法改過來，恢復了原來主席的職權。

蔣介石攬權成癖，非集權於一身不可。１９４３年國民政府改制的核心，是使國民政府主席不僅能“負實際政治責任”，而且可以肆意集權，實行獨裁。主席對外代表國家，對內兼陸海空軍大元帥，提名五院正副院長，並使掌握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種權力的五院正副院長對他負責；主席任期三年，但可無限期地連選連任，只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而國民黨總裁就是他，他可謂“君臨一切”，把大權全置於自己手中或控掌之下。他還兼任了數不清的職務，國民參政會副主席團副主席、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聯合辦事總處主任、中央軍官學校校長、“新生活運動”委員會董事長、中央設計局總裁，等等，頭銜之多、權力之大，空前絕後。

在政制組織機構的職能上，始終沒有理順。政制機構的設定，還是孫中山提出的“五院”制，背離“五權”分立、權力制衡的原則，而是實行“五院分治”，由主席統攬。最初之所以要設“五院”，一個重要原因是適應政治利益再分配的需要，因為那時“有功的人物至眾，唯有龐大的五院政府才能夠容納他們”。只有設立平行的五院，才能調和彼此之間的利益。難怪一個外國記者當時稱，國民黨實行五院制的政制，是“兄弟間的分贓協定”。

五院制國民政府組織，大體上分為三個層次，即：國民政府本身，即主席、國務會議、輔助和直屬機構；五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各部會。五院制國民政府概括起來，就是國民政府總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