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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權”,五院分別執行“治權”。以後,也有多次大的變化,政制始終沒有理順,在五院與國民政府本身,五院院長與政府主席(後為總統)之間的職權劃分,變來變去,沒有定製,當然萬變不離其宗,一切變動都服從於蔣介石獨裁。
在機構設定上,照顧利益關係,因人而變,疊床架屋,人浮於事。除了上述三層次,定編設員外,還設定了很多輔助於機構,尤其是蔣介石的即興之作不少,這樣的運動那樣的中心,層出不窮,隨之而來的臨時機構增設,由蔣介石“欽定”即可,到了抗戰後期,尤其是解放戰爭時期,機構膨脹,人浮於事,不僅效率低下,而且龐大的行政費用開支,不堪重負,這是當時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之一。
在權力運作方式上,特務政治介入,把權力的使用異化為暴政。以黨治國,一黨專制,人民沒有民主可言;而且低效無能的政府不僅不能給人民帶來福祉,反而搜刮民脂民膏,人民群眾不堪重負,常用各種形式表示不滿與反抗。蔣介石獨裁,也在國民黨內樹敵眾多,常有分庭抗禮之舉。為了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和自己的獨裁,蔣介石建立了龐大的特務機構,分兩大系統,即“中統”和“軍統”。這兩個特務機構在活動範圍、行動方式和機構設定上有所不同,但都聽命於蔣介石。軍統特務的頭子是戴笠,軍統特務要員沈醉後來說:“戴笠是佩在身邊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於窺伺主子意圖,最博得蔣介石歡心的一條忠實、兇惡的走狗。”
受蔣介石指使的特務組織,為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綁架,暗殺其政敵,屢見不鮮;肆意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和其他革命者、革命群眾,殺人如麻;壓制民主,鎮壓民眾的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製造一個又一個的流血慘案,罪惡屢屢,罄竹難書。高壓政治,壓而難服,國民黨置政權於與人民為敵的地位。
評析:
以黨治國開始於國民黨“訓政”之初。這是與民主政治完全背離的治國方略,弊端種種,從國民黨執政地位自身考察,最大的弊端就是以黨治國,導致政體不順,在權力配置上,高度壟斷,個人獨裁,所謂民主集中制只是閃爍其詞的空話、假話,這是導致國民黨政壇紛爭不斷,沒有多大內聚力的體制性的原因;在政制組織機構的職能上,難以理順,朝定夕改,規制失範;在權力運作方式上,特務政治介入,把權力的使用異化為暴政。
而紊亂的政制,使蔣介石的權術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確獲得了很多很多。然而,1949年,在國民黨腐朽政權即將傾覆之際,他玩弄“下臺”的把戲,以愚弄“天下”,挽救失敗的命運時,卻再也不靈了。覆巢之下無完丸,蔣介石在大陸的一切政治權力與其“黨國”一起被砸得粉碎。
治篇第135節 閹割“主義”,黨魂不存(1)
蔣介石提出,要喚醒黨魂。他自詡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要把國民黨建設成真正的三民主義的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宣言》提出“從組織與理論上建設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建目標。不過他所說的三民主義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尤其是與他的新三民主義風馬牛不相及。閹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黨魂蕩然無存。
事例: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與進俱增的革命理論。1905年,在建立同盟會期間,他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概括為三民主義,說:“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經歷了爭民族獨立、爭民權解放、爭民生幸福的三個階段,“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此後,他和他的戰友們對三民主義進行闡發、宣傳,並指導革命實踐。在這一革命思想指導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國。辛亥革命後,他的思想曾出現過迷茫,他認為前面兩個“主義”的目標已經實現,因此,提出“一民主義”,宋教仁血案發生後,他再度打起民權主義的旗幟,主張“二民主義”。到了1919年,再次重申“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規約》總綱規定:“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此後,他潛心研究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研究與進一步闡發三民主義,增加一些新內容,即中國革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內容。
以醞釀國共合作,改組國民黨為起點,在他逝世前的兩年裡,把三民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透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合乎時代潮流的新解釋,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中強調了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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