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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把境界翻成現象,就只有“月如團,紅燒鴨子一大盤”
,才是現象。 又如中國文字的“氣”如何翻譯?
西方文字不同,氧氣、氫氣、瓦斯氣,究竟用哪一種氣來代表?中國字就不同了,一個“電”字,就有許多的妙用。 在外文就不得了,現在外文有十幾萬字,真正常用的幾千字而已。外文系的學生可不得了,新字一年年增加,我看照這種情形下去,七八十年以後,誰知道要增加到多少字,將來非譭棄不可。 而中國只要一個“電”字就夠了,發亮的是電燈,播音的是電唱機,可以燒飯的是電鍋、電爐,還有電影、電視、電熨斗,只要兩個一拼就成了,誰都懂。 外文可不行,電燈是電燈的單字,電話是電話的單字,所以他們的物質越進步,文字越增加,增加到最後,人的腦子要爆炸的。 所以現在中文翻外文,就是採音譯的方法,然後加註解。 我們過去的翻譯,不像現在,尤其南北朝佛學進來的時候,政府組織幾千個第一流的學者,在一起討論,一個句子原文念過以後,然後負責中文的人,翻譯出來,經過幾千人討論,往往為了一個字,幾個月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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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罕 第 九905
解決。 古人對翻譯就是那麼慎重,所以佛法能變成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現在的人學了三年英文,就中翻英、英翻中,誰知道他翻的什麼東西?所以翻來覆去,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給他們搞翻了。 當時“般若”為什麼不翻成“智”?因為中國人解釋“智”往往與“聰明”混在一起,所謂“聰明”是頭腦好,耳聰目明,反應很快就是聰明,是後天的;而智慧是先天的,不靠後天的反應,天分中本自具有的靈明,這就叫智慧。 他們考慮梵文中這個字有五種意義,智慧不能完全代表出來,所以乾脆不翻,音譯過來成“般若”。這裡孔子說的“知者不惑”的“知”
,也等於佛學中智慧的“智”
,而不是聰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麼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會迷惑。“仁者不憂”
,真正有仁心的人,不會受環境動搖,沒有憂煩。“勇者不懼”
,真正大勇的人,沒有什麼可怕的。 但真正的仁和勇,都與大智慧並存的。
聖人之道與才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 講到這種人生的經驗,孔子真是聖者,實在了不起。 他說有些人可以同學,年輕做朋友蠻好,但沒有辦法和他同走一條道路,不一定能共事業。假如有一個事業,認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後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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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論 語 別 裁
變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業,還是好朋友,多圓滿!
朋友是難得,結果變成冤家,等於離婚一樣,該多痛苦?所以漢光武找嚴子陵,而嚴子陵始終不幹,始終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如果他作了漢光武的官,最後歷史的記載,兩人有沒有這光榮史蹟,就不知道了。“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業,但是沒有辦法共同建立一個東西,無法創業。 我們經歷了幾十年的人生,再回過來看這節書,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對孟子,把聖廟裡孟子的牌位丟掉,說孟子沒什麼了不起。 後來觀念轉變,翻開孟子一看,讀到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認為孟子真是聖人,恢復了孟子在聖廟的牌位。 這就是說明要人生的經驗多了,才體會得出聖賢之言的可貴。“可與立,未可與權。”有些人可以共同創業,但不能給他權力,無法和他共同權變。這在歷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學問、道德都不錯,作別人的高階幹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也不錯,但權力一集中到他手裡,他自己會害了自己,就壞了。 譬如現代史中的袁世凱,和曹操差不多,是亂世奸雄,治世未必能。 如果一個人大權在手,又有道德學問的修養,把權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瞭。
贊元禪師與王安石
再說,由“可與共學”到“未可與權”這三句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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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罕 第 九115
可以借用宋代蔣山贊元禪師對王安石說的話,作為更進一層的瞭解。 王安石與贊元禪師交情猶如兄弟,一個出家當了和尚,一個作了宰相,王安石每個月都要寫信給贊元,而贊元始終不開啟來看。 有一天王安石問他能不能學道,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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