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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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形中得到預設。多數人都懂得，無論法律和儒學怎樣暗示，家庭都不是其成員享有一致的設想、共同的利益和目標的單位，相反，家庭更是老少、男女、妻妾的共生之處，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的地方，各成員追尋的利益經常不同，因而會發生衝突。

我不認為宋代社會與我們的有什麼不同。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社會里很少有什麼行為其意義是毫不含糊的：　父母督促孩子多吃一些，表達的意思不一定相同，衣服的樣式並不能傳遞出決不模糊的性傾向的資訊。人的行為當然不一定前後一致：　妻子此一時順從丈夫彼一時卻變了。這類前後不一致不一定與階級、地區或社會性別差異有關；畢竟，單獨的個人可以堅持矛盾的想法，體驗複雜的情懷。多重層面、含糊不清、常常對立的觀念的共存使生活顯得混亂，但對身處其中的人不一定不好，因為它給人餘地以便在生活裡掌握、保留哪怕十分微小的機動、靈活和變通。當我們開始假定宋代婦女生活的世界像今天一樣複雜、流動、謎一般地充滿矛盾時，她們的生活就顯得有趣、可信了。即便男人主要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術語理解自己的生活，對於女人，我將論證，圍繞著她們的矛盾的觀念和含糊的形象的每一點都是關鍵的。

敘事史料

基於我在這本書打算做的許多事——考察變動中的社會的複雜性，揭示個人和結構兩方面的情況，探詢協調的可能性和傳統的力量——我已經集聚了所有我可以找到的史料。10為了解法律，我求助於正史，官府檔案彙編和《宋刑統》。我搜集婚禮儀式的細節，從對地方關卡的描寫裡找到女人被賣做婢女或妾的市場，從中醫文獻裡發掘關於懷孕和生育的流行思想。為了發現塑造人的思想的形象和符號，我把詩句、婚書和婚約、舉辦婚禮時裝點房屋的聯句都當作史料。繪畫被證明是瞭解社會性別差異的極好媒介。為熟悉表示親屬關係和家庭倫理的詞彙，我利用勸誡書籍，最著名的是司馬光（1019—1086）的《家範》和《居家雜儀》，袁採（約1140—約1195）的《袁氏世範》。由於這兩位作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因而經常達到互補的效果，或證實了流行的做法，或指出哪些是文人士子不能苟同的。事實證明哲學著作也有用，當時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程頤（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比司馬光或袁採更強調父系原則。

我使用的這些或嚴謹或散漫的文獻的缺點是，它們多由其知識結構傾向於否定社會的多層面和變化的男人撰寫。當他們將發生在身邊的事情訴諸筆端時只能記錄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有甚者，寫作這種行為對他們說來意味著把秩序強加在物件、議題或有問題的事件上，簡單化兼理性化。在中國，他們輸入的秩序往往是拒絕變化的。於是關於家庭、婚姻、社會性別和相關論題，他們決定要說的集中在他們認為是最正確的事情上，而他們認為最正確的是與永恆的模式相符的事情：　他們假設，基本的人際關係，如父母與子女的關聯，不受時間的影響而改變。結果，致力於闡釋家庭組織原則的法律、禮儀和哲學典籍不僅沒寫出社會生活更混亂的一面，還否認社會處於不斷的變化當中。

由於將作者一般化遺漏太多，本書儘可能在特定環境裡使用特定人物的敘事史料。敘事史料的長處可用一個故事證明，這個故事本書引用了兩次，一次在妾的一章、另一次在離婚的那一章。故事由宋代最多產、最活躍的作家之一洪邁（1123—1202）記錄：

第一部分：目錄導言　5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為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答曰：“與爾為婦二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11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於官不可。”即執夫袂，走詣縣，縣聽仳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棄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於別村，買缾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既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但與倡處，既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既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袝。各洗滌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