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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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如果不是戰爭,他們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樣。就像普通人一樣,他們有家人、父親、母親、妻子和孩子,還有他們的工作。是戰爭使他們變得如此殘暴、毫無人性,因此我說我原諒他們。”
在進行調查、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經常讓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覺得我知道什麼是正義,但在我聽了日本人以及美國人所講述的故事後,我竟變得很茫然。
我認識當時的一些飛行員,就是他們扔的炸彈促成了這場可怕的戰爭的結束。我在東京和已經81歲高齡的橋本良子一起度過了一天,她曾經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個採訪過程我們將一盒紙巾來回的推來推去,講完後,我問她感覺美國人怎麼樣。
橋本良子說道:“一名軍隊教官告訴我,如果你只殺了一個人,那就是謀殺;可如果你殺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東京殺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國人在美國應被奉為英雄吧。但同時我們日本人也在中國殺人,那時日本把殺戮當作是一種巨大的成就來表揚。我們都做了壞事,戰爭就是這樣。”
在2001年夏天去日本的一趟旅行過程中,我在橫濱和76歲的玉村文夫度過了一天。他是舊金山日本移民的後裔,就是他曾伴隨著吉米·戴伊走向了死亡。一枚標有“扶輪國際”的飾針在他的大衣領口閃爍,“你知道,日本是二號扶輪社國家,”玉村自豪地說。
我們從上午一直談到了下午,直到下午三點鐘才結束。長途的飛行使我感到非常的疲憊,四點鐘我掛起了房間裡的窗簾以遮擋陽光,躺下來睡了一會兒。
一陣電話鈴聲吵醒了我,時鐘顯示我只睡了40分鐘。是玉村,他問我是否願意和一位前日本帝國海軍上士聊一聊。內田有紀曾在巢鴨戰俘監獄服過七年刑,因為他當初按吉井大尉的命令處死了吉米·戴伊。
“我回家後,剛才和內田有紀通了電話,”玉村君說。“我叫他和你談一談,他有些猶豫。內田有紀說:‘不,我不想同任何人談關於那個時代的事,即使同我的孩子都沒談過。'”
玉村繼續說:“但我告訴他無論如何都要和你談一談。”
在我黑暗的旅館房間裡,我問玉村君:“內田有紀應當有將近80歲了,因此他的孩子們都在四五十歲左右,是吧?你為什麼認為他一定會同我談呢?你知道,他甚至同他的孩子們都沒談過這事。”
玉村君說道:“我告訴他你的父親曾在硫黃島服過役,你為人是很公正的。剛才我對他講:‘不管有沒有你的參與,布拉德利都會寫這段故事的。內田有紀,現在正是你談自己看法的時候。'”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了一輛火車。盯著窗外急速逝去的鄉村風景,我在想:同一個56年前殘忍地砍掉了吉米·戴伊的頭顱的人碰面會是什麼樣子呢?
內田有紀君為人態度溫和,略顯保守地穿著藍色的西裝、白色的襯衫,打著紅色的領帶。他向我提起了我的父親,以期使我認識到,那些並非出於自願而殺人的人內心非常痛苦。我不停地對他說:“你必須服從吉井的命令你不覺得被判入獄七年太多了嗎?”不,他回答道,他認為對他的判決是公正的。日本戰敗了,他本以為會死掉。“美國人對我很好,”他明確地告訴我。
談話的最後我說道:“內田有紀君,當然,我想你肯定已經意識到我將會寫一些連你的孩子們還不知道的事實。”
“我打算在我死前告訴他們,”內田有紀說道,他的眼睛有些溼潤。“或許他們會從你那裡找到答案,請寫一本好書。”
從日本回來後,我給吉米當年的飛行員戰友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有關吉米遭遇的更多的事。喬·博恩曾看到吉米在父島跳傘逃生,他是個心直口快、坦率認真的人。一天當我正在同他談話的時候,他給我講述了太平洋兩岸的相互仇恨以及他是如何的轟炸那些無助的日本士兵以及平民。“事情就是這樣,”他給我解釋道。我在想,如果我告訴他我曾遇到了一個曾向他的朋友舉起屠刀的日本人,那他會做何反應。
我向他解釋內田有紀是如何在上級嚴格命令的脅迫下出於無奈執行了命令。內田是一個順從的雷達技術員,當那個醉酒的上司強迫他舉起他那從未使用過的軍刀時,他內心裡對美國人根本就沒有一絲仇恨。很多的日本少年都受到了這種“偽武士道”狂熱精神的殘害,內田有紀也是其中之一。那些酗酒吃人的軍官們胡亂調遣他們軍隊的行為並不是日本武士道傳統的一部分。
在我向博恩講述了有關吉米在彌留之際的遭遇後,電話的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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