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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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世界。”

一位日本陸軍元帥寫道：“一棵大樹必須有根才能長高長壯，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顛有這樣的根。它的勢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透過這些國家增強了國力、財富和權力。美國也有這樣的根——它的根正在美洲遼闊肥沃的土地裡滋養著。除非日本也能把自己的根延伸到亞洲大陸，從而擺脫‘罐裝植物’式的存在方式，否則日本終將枯萎死亡。”

服兵役的義務首先落在那些最貧窮的農民孩子身上。而那些家中長子、資本家、官僚以及知識分子等則可以暫緩服役。軍官們把這些徵召入伍者稱作�issengorin，意思是“一日元，五日分，”這個價錢是寄一張明信片的價格，合成美元不到一美分。

這些issengorin�到了新兵訓練營，就像是來到了蘇聯設立的可怕殘酷的古拉格集中營。日本的軍隊並不奉行惟才是舉的制度，事實上，它更像是封建奴隸制，明顯的分為上下兩個階級。上面一層是軍官，他們要求士兵對待他們要像對待有特權的帝國官員一樣。“總的說來，軍官階層有著類似封建地主的地位和權力，而士兵尤其是那些新徵入伍計程車兵則處在金字塔的最底層，悲慘至極，他們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管理軍營的軍官們標榜自己說，他們富有日本傳統的偉大的武士道精神。但是這些軍人並不是武士。他們只是一個“僅強調軍事課程”的培訓體系的產品，結果這種狹隘的培訓思路教匯出來這幫思維僵化、缺乏經驗的官方兵團。他們認為，過去武士的“紗罩”只會腐蝕日本引以為豪的武士道傳統。

武士的價值觀是人類最崇高的觀念。如果一名武士未能與其榮譽相配，那就意味著給自己、家人和他的主人帶來了恥辱，這時，他便會以自殺的方式來補償他的過失。人們所知的那種儀式性的自殺方式就是切腹自殺。嚴格按照這種規則處世的武士被視為是在戰鬥中可信、無私和無畏的勇士。但是，武士只佔日本眾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真正做到切腹自殺的武士就更是微乎其微。

武士是精明的戰略家和戰術家。他們為勝利而戰，保護自己的生命，也保護同胞的生命。武士沒有戰爭就是死亡這種戰略上的概念。大規模自殺從來就不是武士道精神體現的一部分。真正的武士會同意美國陸軍將軍喬治·巴頓的觀點——“我們贏得戰爭靠的不是自己計程車兵為國犧牲，要想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應該讓對方的混蛋們為他們的國家犧牲”。

日本軍方努力想把整個國家的男子都塑造成勇士，但這卻歪曲了武士道的要旨，它們還開始鼓吹一種對死膜拜的卑劣教義。這一歪曲之後的版本不再體現武士們崇高人格的榮譽標準，而是將其崇高含義降低至只看重死亡和鮮血淋漓的五腑六髒。

1912年頒佈的《日本陸軍法規》是第一份系統陳述軍方戰略的文獻。其中揭露了那些冒牌武士對於戰略知之甚少且漠不關心的事實，而同時，他們卻將大和民族精神大肆宣揚。“這份檔案裡到處充斥著這樣一些詞語，例如‘攻擊精神’，‘自信成功’，‘效忠天皇’，‘熱愛祖國’，‘絕對忠誠’，以及‘為國家獻出自己的生命，絕對服從命令’。”

勇士們出於對死亡的恐懼就會喪失戰鬥力，因此軍方就儘可能地將“死亡的可能性”從那些“一日元，五日分”（形容日本兵沒有價值）計程車兵頭腦裡除去，進而把這一弱點變成一種力量。軍方把一種對死崇拜的邪教灌輸到士兵們的思想中，以確保他們能為天皇而犧牲。軍方認為隨時為死亡做好準備計程車兵就會超越恐懼。那種為天皇而死的願望，甚至可以說是渴望，會產生一種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這種力量會擊垮所有的敵人。他們經常告訴那些新徵入伍計程車兵，個人的生命與在戰場上為天皇犧牲、為國家捐軀相比實在是一文不值。

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許多日本軍人都投降成了戰俘，後來他們回到日本時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明治天皇，這位崇尚大和民族精神統治者又頒佈了新的法令：日本軍人絕對不允許撤退、投降或者成為戰俘。1908年的《軍隊刑事法規》中有這樣一條規定：“如果哪位將領在自己的部隊沒有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時就投降，或者是把戰略要地讓給敵人，那麼該司令將被處以死刑。”在《野戰勤務規範》裡還有一條規定這樣寫道：“決不能被敵人活捉俘虜。”軍方為了讓士兵和軍官們把這一點弄得清楚明白，給他們講了一個非常能說明問題的故事：笠智少校在失去知覺時被中國人俘虜了，但當他獲釋後便自殺了。評論說，“這一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