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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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向一個強國提出挑戰是否明智？如果俄國和日本在戰場上交鋒之前不需要繞那麼遠的路，就不會在戰鬥中累得筋疲力盡的話，那樣的話，整個戰爭又會是怎樣一番景象？如果俄國雖然受到一點挫敗卻堅決不同意談判的話，又會產生何種消極的後果？如此等等。但與此相反的是，裕仁的老師教給他的全都是軍校裡教給軍人的那些東西，比如：大和民族精神的絕對重要性，在犧牲總體戰略代價的基礎上採用的那些具體戰術，等等。這位未來的天皇的老師告訴他，要想贏得戰爭靠的是“決定性的戰役”，就像在對馬海峽戰役那種。日本的軍事教師完全忘記了一戰中的教訓，他們對裕仁說，大炮、油船和飛機同手持刺刀、衝鋒陷陣的英勇步兵相比較，前者處於被操縱的地位。這位未來日本軍隊的總指揮學到了——“決定戰場上的勝負的不是火力的大小，而是那些勇於肉搏的戰將的多寡”。

在日本，學習這種軍事課程的並不只有裕仁一個人。幾十年以來，軍方就提倡在公共學校裡要進行“體育和軍事訓練”，大力提倡“軍事精神教育”，就像明治的《帝國教育敕令》中所說的那樣，建立這種教育體系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優秀、忠誠的臣民，隨時願意英勇地為國捐軀”。一系列微型軍營在這種教育命令的指引下很快就建立起來了，為軍隊輸送後備力量。1923年發生的大地震夷平了東京和橫濱。政府由於需要資金重建家園，就暫時削減了軍隊人事的開支。在一個國家軍隊人事方案裡，軍方堅持在所有的學校建立軍事訓練體系，讓成千上萬的現役軍官到學校裡去，認真教授“正確的思維”。“課程的每一方面都充滿對天皇的膜拜和對軍國主義的推崇”。一年級的學生開啟日語讀本時發現，“在書的扉頁上畫著三個玩具士兵的圖畫，下面的文字寫道：‘前進！前進！士兵向前進！’”

正如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所說：

在每一門課裡都要強調戰爭和軍國主義。在倫理課上，老師要求討論“皇帝宣戰詔書的含義以及皇帝戰爭詔書的含義”；評價“英勇的日本人民及軍人所取得的戰果”以及學習“日本在戰爭期間對青少年的期望和服兵役的義務”。學生們在日語課上學習“與戰爭有關的天皇詔書、有關戰爭的文章”，學生們“還時常收到來自前線士兵的信，收到後還要給士兵們寫回信”。老師向學生們展示由政府提供的戰爭圖片，並以此發起討論。數學課上學生們要學習“與戰事有關的計算”。自然課上所學內容就是“有關探照燈的基本資訊、無線通訊、地雷和魚雷、潛艇、軍事飛船、炸藥、信鴿、加農炮、迫擊炮、機關槍，以及軍中衛生設施”。體育課上進行“個性養成訓練和戰爭遊戲”。音樂課上學唱戰爭歌曲。

梅本佳奈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30年代的學生，這個來自農民家庭的學生回憶道：“我們把天皇看作是神，因此無論天皇說什麼，我們都要服從；我們從很小的時候就被灌輸這樣的思想，那時我還真的相信天皇就是神。我時刻都準備著以任何方式為天皇效忠。”

學生們在未來應如何為天皇效忠——滿腦子軍國主義思想的老師們對學生說得非常明確。在山鳥地區的一所學校裡，有個小學生在解剖青蛙時嚇得哇哇大哭起來。結果被老師在頭上重重地打了兩下，老師對他喊道：“不過是隻青蛙；你哭什麼？等你長大後，還要殺死100個，200箇中國佬呢。”

很多學生的青春歲月都是在海軍新兵訓練營裡度過的。佐藤靜波回憶道：“當你被叫到老師辦公室時，首先要在門口這樣報告，‘六年級三班學生佐藤靜波有事要見山田老師，可以進來嗎？’等聽到老師說‘進來！’我們才能進去，這就像在軍隊一樣。如果我們在去學校或回家的路上碰見老師，就要立正站好並且行禮。”由於那些擁護日本軍國思想的年輕士兵在軍營里長時間地忍受粗暴的體罰，因此，他們把自己受到的殘酷對待轉還給了學校。佐藤回憶說：“如果你想把臉躲開，他們就會說你反抗老師，這樣一來，你就得多挨兩耳光，而不是像你所預料的那樣僅挨一耳光。這時候，你只能忍著，咬著牙忍著。”

日本軍隊現在已經牢牢控制住了天皇、政府和民眾，他們開始敲響戰鼓。“八紱一宇”的口號很快就成為日本超越海岸繼續擴張的目標。橫濱一家報紙的社論聲稱：“今天的日本確實不應再侷限在它的小圈子裡。它既不應滿足於現在在亞洲所處的地位，也不應停留在它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上，在現今這個時代，日本正肩負著全球使命。它已經成為世界的中心，它是世界舞臺上的主角，指揮著一切。它正與時代一同前進，最終將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