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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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為最末”的成見，實在是為難了那一代的中國仁人志士太久太久！

事實上，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樣：“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對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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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翁叔平日記》：

“光旭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林義哲條陳，其摺有建海軍、護華商、開地礦、修鐵路、安電報諸項，於籌餉一項則倡言興商業以開餉源，並議借洋款，其於摺內極言工商之重，稱士農工商皆為國之柱石，猶椅之四腿並列，有缺損則顛仆。其論一出，聞者譁然。以其多引管子孔聖之言，太后似為所動，交朝臣會議，敬邸、純邸、文相指其言為是，沈相、寶相、李蘭蓀尚書默無一言，禮邸、單地山尚書（吏部尚書單懋謙）、徐豫如侍郎（徐桐）極言其論之非，餘亦欲辯之，然細審通篇，無處不為聖言，似難以駁詰。……朝議多時，不能決，太后命內監取椅來，以鋸將各椅腿分去一塊，長短不一，置於殿上，曰：‘有能坐而不僕者，乃可禁林義哲之議。’禮邸率先上坐，前僕於地，臉破出血；繼單地山亦上前坐，蹌於階前，唇裂，落齒一枚；徐豫如上前繼坐，亦前僕，倒栽於地，頭破。由是再無上前坐者，林議遂定。不日將見明詔，心中不勝鬱憤，是夜發病。”

第二百二十四章管子為矛

在他原來的歷史時空中，象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家，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家孟子輕蔑地把商人稱為“賤丈夫”。《孟子·公孫丑下》裡便說：“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徵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然而，當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卻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最早指出“士農工商”為“國之柱石”的，便是管仲！

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但也正是管仲變法中有“四民分業，士農工商”的話，頗為後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誤讀。

管仲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千戶。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薰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管子·小匡》中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歷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後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制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後，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了，不過它成了戶籍制度的雛形，而匠籍制度則一直沿用至今。

而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的排序。

後人論及於此，先是用知識分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了軍士，然後，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以士為首，農次之，以工商為末，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末商主義”。而實際上，管仲提出的“士農工商”，乃並舉之意，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

遠古的中國人其實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於、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商亡周興之後，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制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並列。《易·遁卦》中說：“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說：“士大夫不雜於工商。”《禮記·王制》說：工商“出鄉不與士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