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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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等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及其相互關係。④在以上理論指導下敘述六淫、七情、飲食、勞傷等病因以及臟腑、六氣、經絡的病理變化。⑤論述望、聞、問、切四診的診斷方法和具體內容。⑥確定治未病，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標本，正治反治，制方，飲食宜忌，精神治療及針刺大法等治療法則。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體系，已見理、法、方、藥的雛形，成為內科學理論的淵源。另外，《黃帝內經》還記敘了二百多種內科病證，從病因、病理、病性轉化及預後等方面作了簡要的論述，有些病證還專篇加以討論，如“熱論”、“咳論”、“痿論”、“瘧論”、“痺論”等，從而為內科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張仲景繼承了《內經》等古典醫籍的基本理論，以六經論傷寒，以臟腑言雜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藥比較系統的辨證施治原則，使中醫學的基礎理論與臨床實踐密切結合起來，走上了科學發展的軌道。《傷寒論》以六經論傷寒，分別討論各經病證的特點和相應的治法，此外，還闡述了各經病證的傳變關係以及合病、並病或失治、誤治引起的變證、壞證的辨證與治療方法。透過六經辨證，又可以認識證候變化方面的表裡之分、寒熱之異、虛實之別，再以陰陽加以總概括，從而為後世的八綱辨證打下了基礎。《金匱要略》以臟腑論雜病，以病證設專題、專篇加以論述，如肺癰、肺痿、痰飲、黃疸、痢疾、水腫等病證的辨證與治療。。張仲景開創辨證論治的先河，臨證時因證立法，以法系方，按方遣藥，而且注意劑型對治療效果的影響。書中共制375首方劑，有不少功效卓著的名方，一直沿用至今，仍有很高的療效。因此，《傷寒雜病論》在中醫學術及內科學的發展中佔有重要的位置。

二、繼承發展時期

經隋至唐，由於中醫學理論與臨床的發展，醫學教育也達到比較完善的程度。宮廷醫學校的課程規定，必須先學《素問》、《神農本草經》、《脈經》等基礎課，然後再學習包括內科在內的臨床各科，以加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有機聯絡，亦可以看出內科在當時所處的位置和所具有的規模。隋唐時代，對內科中的多種疾病已有詳細的論述，如對傷寒、中風、天行、溫病、腳氣病、地方性甲狀腺腫等都積累了一定的治療經驗，對絛蟲病、麻風、恙蟲病、狂犬病的預防和治療亦具有較高的水平。《外臺秘要》已記載消渴病人的尿是甜的，對黃疸病及治療效果的觀察，提出“每夜小便中浸白帛片，取色退可驗。”孫思邈進一步總結了消渴病的發病過程及其藥物、食治等療法，並規定了飲食、起居的某些禁忌。《諸病源候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病因病理學及證候學專著，其中記載內科病27卷，內科症狀784條，對每一個病證的病因、病理、證候分類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總結。如對洩瀉與痢疾、痰證與飲證，一反過去之統稱而分別立論；對寸白蟲的病因、瘧疾的分類、麻風病的臨床表現都具有極其深刻的認識。

宋代對於醫學人才的選拔與培養比較重視，規定了各科人員之間的比例關係。《元豐備對》記載，宋神宗時“太醫局九科學生額三百人”，分科中屬內科的大方脈120人，風科80人，可見當時對內科之器重。從宋代起，金、元、明三代均設有大方脈科，為治療成人各種內科疾病的專科，促進了內科的進步。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金元時代四大醫家的出現，他們各自結合當時的社會形勢、人體狀況及發病特點，總結了具有特色的理論和治療方法。劉完素對《內經》中五運六氣學說有深刻的研究，他根據臨床實踐經驗，參照《內經》病機十九條精神，認為“火熱”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原因，故力倡火熱致病的機理，創立“火熱論”。在治療上，他極善於使用寒涼藥物，故後人稱之為“寒涼派”。張子和受劉完素的學術影響並加以發揮，認為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全在於病邪之侵害，不論外因、內因致病，一經損害人體，即應設法祛邪外出，不能讓其滯留體內為患。他把汗、吐、下三法廣泛運用於臨床，並有獨到的見解。由於他治病以攻邪為主，後人稱他為“攻下派”。李杲生活於金元混戰、社會動盪之年，人們飢寒交迫，民不聊生，體質虛弱，從而使脾胃在人體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所以，他指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治病時則多用補氣昇陽的藥物。由於他擅長溫補脾胃，後世稱他為“補土派”。朱丹溪研究了先世醫家的學術思想和著作，熔各家學說於一爐，獨樹“相火論”、“陽有餘，陰不足”兩論。在治療上，竭力主張滋陰降火之法，故後世稱他為“滋陰派”。此四者形成了對後世影響極大的四大學派。

金元時代的成就不僅限於金元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