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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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周揚的表弟劉宜生、同族侄子周立波、同學林柏森、同鄉賴利貞等人都在上海，他們的生活費用也常靠周揚一家供給。吳夫人心地善良，傳統道德觀念強，不論對親友，還是對“左聯”的同志，都樂於解囊相助。地下黨不斷遭到破壞，白色恐怖嚴重，親友中有人認為幹革命太冒險，力勸他們夫妻一同返回故里，過平安生活。

周揚堅決不同意。那位表弟一氣之下，把家裡的珠寶全部捲走，想切斷他的財源，逼著他撤離上海，脫離革命。但周揚仍然痴心不改。

過了一個星期，這位親戚只好把珠寶送了回來。他家裡“左聯”的人來得很多，花銷自然大些，經濟上常常陷入窘境。有時竟弄到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去找這個人找那個人借錢。他住在四川北路，許多“左聯”盟員都住在“法租界”，周揚經常去那裡聯絡工作，回來時連車費也沒有了，常常跑到“左聯”盟員關露家裡向她借錢。

（蕭陽文：《一個不該被遺忘的女作家關露》，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

1934年秋，夫人吳淑媛即將分娩，周揚把她和兩個兒子一起送回益陽老家。他們有個慣例，分娩必回家。從此一別，天各一方，他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吳夫人於1942年病故。周揚同幾個兒子相見，並接他們出來上學和工作，是在全國革命勝利前後，已是十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後來，周揚與蘇靈揚結為終身伴侶。關於蘇靈揚的身世，以及她同周揚的結合，榮天�寫道：“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光華、復旦大學都念過書，愛好文學，頗有膽識，一個人單槍匹馬辦過壁報，寫各種文章，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很快就參加了‘左聯’。

在活動中，她認識了充滿革命激情，在文字、講話各方面都才華橫溢的周揚。兩人從相識、相知、鍾情到伴侶。據說，當時追求蘇靈揚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她都不屑一顧，而對既是革命者，又似學者、教授的周揚，卻情有獨鍾。從此以後，用蘇靈揚自己的話來說，她這位不是作家的‘左聯’盟員，為了革命，為了周揚，放棄了自己的愛好，再也不搞文學創作了，甚至斷絕了個人的一些社會關係，只以家庭主婦的身份，做一些掩護周揚，為周揚做一些出外奔走聯絡之事。”（榮天�：《雖不同生亦當共死》，《百年潮》１９９９年第４期）這對革命伴侶，在以後幾十年的風雨歷程中，相依為命、患難與共，成為文壇佳話。日本友人池田大作曾讚譽周揚是永遠留在記憶中的人，在談到蘇靈揚時，他說：“我想她一定被非神的人捉弄，並經歷過悲慘的命運，但她那謹慎、莊重、微笑的表情上，卻絲毫看不到飽經風霜的痕跡。在那急風暴雨般的咒罵聲中，周先生能夠度過草昧時節，我從其背後看到這位身材苗條的夫人的支援。”（日本創作學名譽會長池田大作：《永遠留在記憶裡的人——會見中國文藝界領導人周揚先生》，《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第６６２頁）

戰鬥是火熱的，愛情是浪漫的，生活是艱險而又快樂的。據譚林通說，周揚是在與蘇靈揚結合之後，作為一種紀念，才開始用“周揚”這個名字的。他在談到那時周揚生活的拮据情況時說：“記得1936年元旦，周揚和蘇靈揚的愛女密密出生時，陣痛已經開始，家裡沒錢進醫院，周揚出去跑了一個下午，晚上7點多才回來，總算從鄭振鐸處借到點錢，才解決了燃眉之急。”譚還說，“蘇靈揚坐月子也沒有雞湯可喝牛肉可吃，買不起”，他們每次去看她，都只會帶一些餅乾。“為此，蘇靈揚留下了一個病根，後來一見餅乾就噁心，一輩子不愛吃餅乾。”（譚林通：《難忘相識在東京》，《憶周揚》第24－25頁）蘇靈揚也這樣回憶說：“當時我們的生活很困難，幾乎天天為生活作難。我當時不論對工作、對生活，碰到困難就著急，周卻有句口頭禪：‘不要緊，總有辦法的。’周揚除工作外，相當一部分時間要用來去‘找錢’。我們‘借過’許多同志的錢，如章漢夫、夏衍、羊棗、譚林通、梅雨（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經常。他們自己也很窮，有時把僅有的一塊錢拿到菸紙店兌開，然後瓜分。後來美國